舆论监督“为党为民、激浊扬清、贵耳重目”，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媒体时代，无论是监督改革落实，还是规范权力运行、维护群众利益，都召唤主流媒体扛起重任，履行舆论监督职责。

如何找准聚焦点，监督普遍性和典型性问题；如何统筹好“破”与“立”的关系，实现监督中有引导、批评中有建设；又如何把握好监督与流量的关系，把准确性、建设性放在首位？这些问题，关系舆论监督实效，关系主流媒体权威性、公信力。本期栏目邀请新华社贵州分社郑明鸿与中国传媒大学教授秦瑜明等，共同解答今天舆论监督所直面的新课题。

郑明鸿：让监督成果真正转化为社会进步动力

2023年10月，新华社播发的“部分中小学生课间10分钟被约束现象”系列调查报道，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全社会对这一现象的广泛讨论，并直接推动了教育主管部门出台政策，要求保障学生课间正常活动。在第34届中国新闻奖评选中，这组报道荣获舆论监督报道一等奖。

舆论监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和人民对新闻工作者提出的重要要求、赋予的神圣职责。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工作，对弘扬社会正气、理顺公众情绪、维护安定团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作为一名记者，能够通过手中的笔推动一些社会问题得到关注和解决，是莫大的责任。回顾参与采写这组稿件的经历，笔者也在不断思考：在利益诉求多元、舆论场纷繁复杂的当下，舆论监督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应该遵循怎样的逻辑和方法？今天，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舆论监督？

舆论监督的起点是发现真问题

2023年10月，一位教师在网上发帖称，班上七成学生下课后不出教室，引发公众关于这一现象的热议，形成舆论热潮。当月底，新华社国内部“新华视点”编辑室组织记者采写的稿件《除了上厕所不能随意活动？——部分中小学生课间10分钟被约束现象调查》发出。教育部随后表态称，中小学校要确保学生课间正常活动。

发现真问题是舆论监督报道的起点。课间10分钟虽然短暂，但这期间能否走出教室自由活动，却关乎亿万学生的健康成长、关乎教育理念的落实、关乎“双减”政策的成效。它既是民生痛点，也是政策执行的堵点——党和政府三令五申要保障学生体育活动时间、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而“圈养”行为显然与之背道而驰，家长对此忧心忡忡。

发现真问题更需要严谨的求证与界定。调查小分队分赴东北、华北、西北、西南和华南等地区多个省份，实地走访了20余所中小学，与数十名学生、教师、家长进行交流，由此断定这一问题具有普遍性。

舆论监督报道的权威性，首先建立在所监督问题是真实、普遍且具有公共价值的基础之上。它要求记者既是社会的“听诊器”，善于捕捉细微的杂音，又是专业的“化验师”，能对问题进行精准的定性定量分析。

舆论监督的目的是推动社会进步

揭露问题不是目的，解决问题才是。舆论监督报道的核心价值在于建设性——即通过揭露问题、分析原因、凝聚共识，最终推动问题的解决或制度的完善。这是中国主流媒体舆论监督的鲜明特色，也是其力量所在。

在采访中，我们在注重搜集典型案例的同时，也尽可能多地倾听学校、家长、学生和专家等各方的声音，避免将复杂问题单一归因，而是深入探寻现象背后的系统性、结构性原因。调查发现，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如下：

第一，“安全无限责任”的沉重枷锁。这是老师们提及最多的原因。有受访对象直言，一旦学生课间活动时出现磕碰、摔伤等意外，校方需要道歉甚至承担巨额经济赔偿，目前也缺乏相关法规来“豁免”学校的责任，“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成为无奈的选择。

第二，不少学校学生多、面积小，活动空间不足，缺乏保障学生课间活动的客观条件。一些老城区学校生均活动面积严重不足，尽管学校尽力挖潜，但仍无法实现让所有学生课间都外出活动，只得“错峰出行”。

第三，课业挤压。正常一段课间只有10分钟，若是上节课拖堂几分钟，下堂课让学生提前进教室“静静心”，课间时间便“名存实亡”了。

此外，在一些家长看来，约束孩子课间活动是学校和教师为了方便管理、减少麻烦。一些基层教育工作者也认为，约束学生课间自由活动违反了教育部的规定，也是学校管理粗放、懒政的表现。严格限制中小学生课间活动范围、活动强度，虽可减少意外发生的几率，但不利于孩子健康成长。

系列报道没有止步于揭露问题，而是运用较大篇幅来探讨如何才能解决问题，把课间真正还给孩子们，这些内容让报道超越了批评，具有较强建设性。

报道播发后不久，教育部明确表态，中小学校要确保学生课间正常活动。看到这个消息，笔者深刻地体会到了舆论监督的真正价值。今天，我们需要的舆论监督，从来不是“破坏性”的批判，而是“建设性”的赋能；从来不是为了撕裂社会共识，而是为了凝聚解决问题的合力；从来不是“一曝了之”的一次性流量事件，而是“调查—曝光—整改—完善—追踪”的全链条闭环治理。好的舆论监督报道，最终要实现的是“监督一个案例、规范一个领域、完善一套机制”的治理效能，让监督成果真正转化为社会进步的动力。

舆论监督的基本原则是客观公正

舆论监督往往涉及利益冲突和观点对立，因此，稿件中的每一个信息都必须准确，都得经得起质证。这就要求记者在调查过程中，要不带任何立场地、尽可能多地采访事件的相关方，在观点的“市场”中逼近真相。

如何呈现也关乎舆论监督报道的公正性和说服力，这时候就需要平衡。系列报道不仅忠实记录了孩子们身体素质下滑的客观事实，也充分讲述了学校的无奈与压力。这种平衡叙事避免了情绪化的指责，引导读者去理解系统性的困境，从而寻求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客观、全面是舆论监督报道的基本原则，这需要记者在采访和撰稿过程中时刻保持理性，切忌偏听偏信、以偏概全。舆论监督报道的每一个判断、每一个用词都要经得起法律和事实的检验。

温度，体现人文关怀的底色。舆论监督的对象往往是“事”，但背后牵连的是“人”。在报道中，我们引用大量生动的直接引语和细节，让冷峻的问题有了人性的温度。这种温度，让报道触动了人们内心深处对美好教育、对健康童年的共同期盼。

从事舆论监督，需要一种深沉的家国情怀和历史自觉。我们揭露问题，是因为我们深爱这片土地、这个国家，相信她能变得更好；我们批评不足，是因为我们对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的福祉抱有坚定的信心与期待。我们的笔，既记录时代，也参与塑造时代。这正是今天舆论监督报道最根本的价值与力量所在。

秦瑜明等：以建设性舆论监督重构主流媒体社会责任

全媒体时代，我国主流媒体舆论监督实践呈现新的结构性变化。一方面，信息传播的去中心化与算法分发强化了公共议题的情绪动员速度，舆论场更容易出现“高热—极化—反转”的链式波动；另一方面，治理对象与风险类型日益复杂，众多问题呈现跨部门、跨区域、跨系统的复合特征，单一曝光难以直接触发有效治理。由此，舆论监督要保持权威与公信，不仅要敢监督，更要会监督，要以更可靠的事实核验、更可验证的证据链、更可对接的治理接口，推动问题进入依规依纪依法的制度化处置程序。

在此背景下，新闻业的评价体系与专业导向呈现出新的制度化指引。2022年中国新闻奖首次设立舆论监督报道奖项，表明高质量监督报道在专业评价与业务激励层面的导向进一步清晰：鼓励主流媒体把监督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把揭示问题与推动问题解决贯通为可检验的工作闭环。通过对近年来主流新闻媒体社会责任报告的文本观察，并结合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的实践特征，可以看到，传统以曝光、揭露为主要表达方式的监督报道正在发生转向，强调问题解决、注重制度完善、突出协同治理的建设性舆论监督正在逐步成为更具主导性的业务范式。

主流媒体社会责任报告中建设性舆论监督的表达变化与观念跃迁

基于对近年来中央及省级主要新闻媒体社会责任报告的历时性考察，可以较为清晰地勾勒出建设性舆论监督从理念倡导走向机制实践、从经验做法走向范式化表达的进阶轨迹。

价值理念跃迁：从敢于监督走向善于建设。建设性舆论监督并非减弱批评，而是强化治理转化，使报道不仅停留在揭露曝光层面，更在证据、程序、协同与追踪层面推动问题进入治理轨道。这些变化也对应着主流媒体功能定位的再校准：从社会问题的“观察者”拓展为治理体系的“参与者”和“助推者”，以专业化监督促进公共利益实现。

运行机制重塑：强调闭环管理与制度性嵌入。建设性舆论监督呈现出明显的机制化与制度性嵌入特征。其运行模式不再是单向的“媒体曝光—社会关注”的信息链，而是逐步升级为“舆论—机构—制度”联动的治理链。媒体在事实核验的基础上提出可执行、可追踪的治理命题，相关部门按程序回应并处置，媒体持续跟踪推动整改落实并形成复盘，从而把报道转化为可检验的治理改进过程。这种机制转换意味着主流媒体的舆论监督不再止步于发稿即完成，而是将政务回应、整改落实、制度完善纳入全流程管理的视野之中。由此，媒体的舆论监督获得更强的治理转化能力，既可以在问题链条中定位责任与漏洞，又能通过持续追踪把回应压实为处置，把表态压实为整改。从制度层面看，这使舆论监督与纪检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等“贯通协调”的制度目标具备了可操作的媒介路径。

议题设置前移：强化民生导向与风险预警。与闭环化相伴而生的是前置化。建设性舆论监督的议题选择呈现明显的监督功能前移趋势。媒体不应仅是社会问题发生后的揭示者，也应成为公共风险的事前预警者与治理信息的关键提供者。特别是在食品安全、教育医疗、生态保护等民生与公共安全领域，许多风险具有潜伏期，并呈现链条化、外溢性等特征，越早进入公共议程与治理程序，就越可能降低系统性代价。主流媒体以专业调查、严谨核验把风险线索转化为可处置的公共议题，在风险识别、议程设置与整改跟踪等环节发挥重要作用，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安全阀”与“预警器”的功能。

建设性舆论监督的时代特征

作为一种正在成型的新范式，建设性舆论监督区别于西方对抗式监督模式，体现出更为鲜明的中国治理结构与媒体制度运行逻辑，核心特征可概括为以下四点：

制度性嵌入。建设性舆论监督强调制度性嵌入，主流媒体依托党管媒体原则与人民立场，把监督作为国家监督体系中的信息传导、民意反馈与议程设置机制，嵌入权力运行的纠偏与改进过程，嵌入以党内监督为主导的大监督体系，并与纪检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等形成贯通协调。这种嵌入并不意味着降低批评力度，而是强调监督的制度化转化能力，使所发现的问题能够更顺畅地进入依规依纪依法处置的程序性轨道，从而实现党性与人民性在监督实践中的统一。

协同性共治。建设性舆论监督超越“媒体/监督对象”二元对立模式，更强调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媒体监督、公众参与”的协同治理结构。在这一结构中，媒体不仅是信息发布者，更承担着信息中枢与协商平台的作用：通过专业调查把复杂事实公共化，通过议题设置把分散诉求聚合为公共议程，并推动相关部门回应与社会力量参与讨论，形成从“提出问题”到“共同解决”的治理闭环。如获中国新闻奖舆论监督报道一等奖的系列报道《部分中小学生课间10分钟被约束现象调查》，将冲突议题转化为协同议题，把情绪对立转化为可治理的问题链条。

以解决问题为导向。建设性舆论监督的核心评价标准由“报道影响力/传播热度”转向“问题解决度/制度改进度”。报道的终点不是刊发与“上热搜”，而是是否促成有效回应、实质整改与规则完善。以人民日报社“侠客岛”获中国新闻奖舆论监督报道一等奖的评论《一颗老鼠头为何要省级调查组才能查清？》为例，其价值不仅在于尖锐批评，更在于推动事实澄清与责任压实，进而修复公共信任。由此可见，建设性并不是“以和为贵”，而是“以解决问题为要”，推动监督在可核验的治理成效中完成自我证明。

注重价值引导与风险预警。建设性舆论监督强调在坚持人民立场、维护公平正义的前提下，将监督功能与风险治理深度衔接，既要推动问题纠偏与责任落实，也要通过专业核验与理性表达提升公共讨论质量。在全媒体环境下，面对部分自媒体为博取流量而将监督异化为情绪宣泄甚至制造对立的倾向，主流媒体更应发挥“定音鼓”和“压舱石”的作用，通过议题前移与科学研判，避免小问题拖成大风险、局部问题演变为系统性风险。这种监督既要抵达事实真相、以证据与程序推动治理改进，又要警惕“流量逻辑”对事实核验与程序正义的挤压，避免非理性的舆论风暴对公共治理节奏造成干扰，防止情绪化传播导致社会心理预期的失衡与共识基础的消解，从而实现监督效能与社会稳定的辩证统一。

建设性舆论监督的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

建设性舆论监督从理念走向机制化实践，不仅是新闻业务层面的创新，更具有值得重视的政治逻辑与理论价值，为提炼中国新闻实践的原创性概念、推进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提供了新的实践锚点。

重构媒体社会责任的理解框架。建设性舆论监督表明，媒体可以在不放弃监督职责的前提下，成为社会共识的促进者和国家治理的建设者。与西方自由主义新闻理论中过度强调冲突、容易滑向对抗叙事的倾向相比，建设性舆论监督更强调公共问题的可治理性。监督不是为了制造对立，而是为了实现公共利益的实质性维护与制度性完善。

丰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现形式。舆论监督作为公民行使批评建议权的重要媒介通道，能够通过媒体的专业化采集、核验与表达，把分散的民意转化为可进入公共决策的理性议题，实现下情上达与协商沟通。当监督报道能够同时呈现事实依据、责任指向与制度环节时，公众参与也更容易从情绪宣泄走向理性讨论，从围观式讨论走向建设式参与。

为解释中国新闻实践提供更具解释力的原创性概念资源。建设性舆论监督中制度性嵌入、协同治理等概念的提炼与发展，立足中国治理实践与媒体运行逻辑，能够更准确概括主流媒体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独特经验，体现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新闻实践的制度优势与实践理性。

总体而言，建设性舆论监督是新时代中国主流媒体履行政治责任的必然选择。它要求媒体在坚持党性原则与人民立场的基础上，以专业、客观、深入的调查研究为支撑，发现问题、解释问题并推动解决问题，以证据链提升公信力，以闭环机制提升治理转化力，以协同接口提升制度执行力。建设性舆论监督新范式的逐步确立，不仅为主流媒体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不可替代的建设性作用提供路径，也为构建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坚实的实践基础与理论原点。这使人们能够超越单一的西方解释框架，从中国语境中提炼更具原创性的理论概念与范畴体系，更准确地解释并指导中国的新闻实践，为新闻理论的多样化发展贡献具有现实支撑的中国方案。

（作者郑明鸿系新华社贵州分社总编室政文采访室副主任，秦瑜明系中国传媒大学教授、电视学院副院长，王晓雅系山西广播电视台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