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行无纸化办公，却要求既有电子版又要纸质版留痕；“一刀切”式解散微信群，通知工作时只能挨个打电话；要求将减负情况做成报表、台账……据《经济日报》日前报道，有个别地区因为“减负”催生了新的形式主义。这些看似寻常的现象，实则是形式主义披着“减负”外衣的“借尸还魂”。当政策善意沦为数字游戏，当改革初衷异化为台账竞赛，基层减负的深层矛盾已不容回避，甚至陷入“越减越重”的怪圈。

近年来，中央三令五申为基层减负，从党的十八大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整治形式主义提出越来越高、越来越细的要求，其目的就是让基层干部能够“轻装上阵”，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服务，真正实现减负增效。

然而，在一些地区，“减负”口号喊得当当响，却在暗地里搞着“减负衍变”。如，通过签到、打卡、刷分等方式占用基层干部时间；在考核和检查中仍然存在“重痕迹轻实效”的问题，导致基层干部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准备材料和应对检查。种种现象违背基层减负的初衷，不利于基层发展。

追根溯源，形式主义反复发作的症结在于考核机制扭曲与权责失衡。首先，考核导向唯上不唯实。基层考核过度依赖台账、报表等“可视成果”，忽视群众满意度等实绩；“痕迹管理”异化为“痕迹主义”，干部被迫“造数据”“摆拍留证”，挤占服务群众时间。其次，权责倒挂与资源匮乏。基层“权小责大”，缺乏调配资源的能力，却要承担一些“一票否决”任务。有的政策制定“一刀切”，忽视城乡差异。例如有的地方农村法律顾问聘请要求脱离实际，徒增形式负担。再次，政策执行中存在“二传手”思维。部分中层部门为避责，机械转发文件、空喊口号，将压力传导至基层。

基层干部干事的状态，直接影响到为民服务的满意度和成效。基层干部是政策落实的“排头兵”，是服务群众的“贴心人”，一旦被各式各样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所困扰，那必会造成“排头兵”力不从心，“贴心人”不够热心，大大影响党群干群关系，降低服务质量，引得群众不满。

因此，整治“减负”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破除“唯上”惯性，重塑政绩观。领导干部需带头抵制作秀，减少过度留痕等“表演”；建立自下而上的监督渠道，让群众参与减负成效评价，倒逼政策务实。要以实绩取代“痕迹”，如推广浦东新区“群众评价+平时成绩”考核模式，将民生改善、群众满意度作为核心指标。要实现权责清单制度化管理，明确县乡权责边界，给基层“赋权增能”，从源头减负；完善容错纠错机制，鼓励基层因地制宜创新，避免“怕问责不敢干事”的消极心态。要健全长效机制，避免“运动式减负”，将减负纳入党风廉政建设考核，对“变相加码”问题严肃问责；定期开展基层负担“逆向调研”，通过暗访、匿名问卷掌握真实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