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书店旧址（作者提供）

1944年全面抗战进入第七个年头。全国人民特别是大后方的四川都在积极宣传抗日，用不同的方式为抗战出力。当时在广汉力生中学教书的青年教师礼广贵同当地的青年张孝先等商量办一个传播进步思想的书店，宣传抗日主张。

礼广贵前往成都，找到联营书店的经理倪子明，向他提出了想在川西地区筹办一个书店的想法并征求他的意见。倪子明是中共地下党员，原来受中共南方局青委领导，1944年关系转到川康特委，由特委副书记马识途直接领导。倪子明带礼广贵在成都美国新闻处图片部找到苏兮嶙共同商议开办书店的事情。苏兮嶙也是中共地下党员，受林伯渠直接领导。三人商议后，倪子明、苏兮嶙都赞同礼广贵开办书店。苏兮嶙、倪子明将礼广贵开办书店的事分别向各自的上级做了汇报，在得到上级的支持后，礼广贵便积极行动起来筹办书店。

张孝先通过广汉城内一个小手工业者李平康认识了绵竹青年刘家农。刘家农好学深思，读过不少进步书籍，因早年丧父，家境贫寒，只好弃学从商。他当时是一家山货店的店员，也有一些股本在店里。经过考察，张孝先向刘家农提出办书店的事，刘家农爽快地答应，并表示愿意出力在绵竹办书店。

1944年冬天，礼广贵、张孝先、李平康到绵竹，与刘家农商量采取公开募股成立“股份有限公司”的形式在绵竹开办第一个书店。刘家农又找来小学同学刘思才、王帮渭商议办书店的事情，同时他给在成都读高中的同学王帮济去信，邀请他一起开办书店。经过几次讨论，他们对开办书店达成了一致意见。王帮济把办书店的事告诉伯父王秀岗，得了王秀岗的同意和支持。王秀岗毕业于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当时任绵竹简易师范学校校长。

礼广贵、张孝先来绵竹与王秀岗会面，商讨开办书店的章程以及相关事宜，决定由礼广贵、王秀岗分别在广汉和绵竹募股。

王帮济、王帮渭兄弟是思想进步的富家子弟，因此他们的亲朋好友认股最多。王帮济还将绵竹县城小西街两间铺面无偿交给书店使用。在资金、门店、人员落实后，张孝先、刘家农分别放弃原来的职业，全力以赴筹办书店。刘家农负责在绵竹应办之事，张孝先负责选购书刊，他从昆明、桂林等地邮购进步书籍。并请他在广汉认识的重庆《新蜀报》记者，进步青年黄露含协助在 “三联”“国讯”“联营开明”“文化社供应社”等处购进大批宣传民主和进步的刊物。

书店的名字取自郭沫若在重庆主编的大型刊物《中原》。经黄露含出面请郭沫若题写了店名，寄回绵竹后，在县城小西街刊成黑漆金字大匾。悬挂在书店的正上方，“中原书局”四个金字耀眼生辉，赫然在望。

黄露含还请在重庆的沈钧儒、马叙伦、茅盾等知名人士为书店题写祝贺开业的条幅。礼广贵在成都请叶圣陶、丰子恺题写了书画，经裱糊后高挂店堂，表明有许多民主老战士对“中原书局”的祝贺和鼓励，除壮大声势外，也表明了书店鲜明的政治特色。

1945年6月在绵竹县立简易师范学校内召开“中原书局”股东大会，推选王秀岗为董事长，刘家农任经理，张孝先任副经理，发起人中的王帮济、王帮渭为董事。选择在八年抗战的纪念日七月七日开张营业。那天僻静的小西街顿时热闹起来，除匾牌，字画不同凡响外，书店所经营的书籍与众不同。当时国共合作，至少在场面上对进步书刊是允许经营的，所以书店除有苏联名著《母亲》、《铁流》、《被开垦的处女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日日夜夜》、《青年近卫军》外，还有国内鲁迅、茅盾、巴金、郭沫若、叶圣陶等名家作品。延安方面有《毛泽东印象记》《延安归来》《延安一月》，包括毛泽东的名著《论联合政府》。中共中央机关报《新华日报》则公开挂在门前供读者自由阅读。

中原书局迅速成为了绵竹在校学生、职业青年、进步青年的聚会场地，刘家农的不少同学成为书店的常客，除读书外，还一起讨论时局，形成了大大小小的读书会。

通过中共地下党员在成都美新社工作的苏兮嶙的提供，书店墙面上挂满了反映反法西斯战争中各战场胜利的图片。各种进步书籍及马克思著作则放在张孝先的寝室内，供内部阅读和向及其熟悉的人推荐。

书店把《新华日报》的传播作为主要任务，在绵竹开展派报业务，也收订成都出版的《华西日报》、《新新新闻》等报刊。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报纸采用接力的方式，由成都到绵阳的客车运到德阳，再由书店派人骑自行车到德阳取回。为了解决交通工具，王帮济把自己的一辆自行车交给书店使用。为了报纸的投递需要，礼广贵、张孝先推荐黄露含之弟黄永昌来店当报童，负责在绵竹分送报纸。

1945年10月后，刘家农肺病加重，不能经常到店，张孝先又去德阳参加筹办“和平书店”事宜，无暇顾及经营事宜，因此，董事会决定由王帮济接任经理，但他也因病不能胜任，最后董事长王秀岗的学生罗维汉推荐了同学邓昌元。几经磋商，董事会决定由邓昌元接任书店经理。

1945年12月，王帮济找来在成都读大学的高中同学吴慕虞、罗维汉等10余人，筹股入店。由于股东有所变化，对原有董事会进行了调整，董事长仍为王秀岗，罗维汉、吴慕虞被选为董事，书店经理由吴慕虞担任。

1946年旧历冬月，在政治和经济双重压力下，“中原书局”停止营业。书店在绵竹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影响巨大，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革命进步文化在绵竹的传播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