绵竹市档案馆珍藏的两件王干青烈士手迹及诗作，展示出王烈士在文艺方面的造诣。王干青，本名王翼，中年后曾用名王潜夫，早年拥护孙中山先生革命主张，其后始终坚持民主革命信念，领导人民革命，历数十年不懈。一九四九年牺牲于成都西门外十二桥。

两件民国文书中，手迹是王烈士为绵竹县民国二十八年暑期小学教员讲习会会刊题写的刊名，诗作两首发表在该刊文艺专栏中，手迹与诗作均落款为潜夫。现分别介绍如下：

一九三九年，绵竹县政府为改进小学教育，健全师资力量，提高抗战教育效率，特根据《四川省各县小学教员暑期讲习会办法大纲》之规定，举办暑期小学教员讲习会，在全县酌量调集公私立小学教员及私塾塾师入会受训。

讲习会设会长一名由时任县长高岳兼任，县政府教育科科长张启圣任副会长。又聘请当时教育文化界人士担任讲习会讲师，如聘请县立初级中学校长郑彦华担任数学讲师，仁泽医院院长吴荣光担任卫生讲师，章璞担任教育概论讲师，王干青、张竹岩亦受聘其中，可谓是名师云集。讲习会于当年八月九日在县立初级中学开班讲习，至三十一日结束。

为保存讲习会相关资料，总结办学得失，展示师生文艺作品及学员成绩，讲习会刊印《绵竹县二十八年暑期小学教员讲习会会刊》一期，邀请王烈士题写刊名，并收录王烈士的两首诗作。一为王烈士游览巨商黄瑞清所建修之宜园后所作，另一首是赠给文化界人士张竹岩先生的诗作。诗作如下：

游黄氏宜园

我来别墅正新晴，绕砌殊花照眼明。

蝴蝶翻飞春又半，葡萄满架蔓初萦。

十年树木风烟长，一日违君鄙吝生。

愿与涪翁留后约，酒倾彭泽赏秋英。

王干青自注：园主黄瑞清历办孤儿所妇女教养所，成绩卓著。

诗作《游黄氏宜园》据王烈士自注，黄氏为民国时期绵竹县巨商黄瑞清先生，黄瑞清家族始以经营膏子（膏子即染料县中人士常有黄膏子之称）为业，并兼营纸张、门神。后开办丝场，贩卖棉纱。在外地合伙联营曲酒、百货等生意。逐渐发展成为绵竹县巨商。瑞清先生虽家境富足，但其人生活简朴，为人正派，热心公益，以救助孤残妇幼等弱势群体为其毕生之志，故为时人所称道。

为联络商界及县内外知名人士，黄瑞清建修宜园一座，作为其应酬聚会之场所。据民国时期教育界人士谢德光所记述：“宜园林亭历落，荷池环之，且与紫岩书院（今绵竹中学初中部）对峙，仿若画图……其地势之广，挟风景之清幽，以较香山之园（指白居易在洛阳营造之履道里园），未知何若！” 谢德光先生称宜园可以与白居易之名园相媲美，足见宜园风景之清雅。王烈士于新晴之时，游览宜园，园中百花争艳，蝴蝶飞舞，葡萄满架，美景满目，也令王烈士对宜园赞赏有加。宜园不为黄氏所私有，民国时期县人举办新式婚礼，常在宜园举行（九十年代改为商业局玻璃厂，今已不存）。

一九三九年，王烈士应省赈济会之邀，在绵竹南外精忠观（后改为农机厂）创办省立第一儿童教养院，得到黄瑞清无偿资助田地六十亩，并发给儿童棉衣。感慨于黄瑞清先生的急公好义，及其对绵竹公益救助事业的大力举办，王烈士在诗中赞颂黄瑞清为“十年树木风烟长，一日违君鄙吝生。”诗中“违”有离开的意思，“君”指黄瑞清，“鄙吝”意为心胸狭窄，爱惜钱财。该句化用东汉人周子居典故：“吾时月不见黄叔度，则鄙吝之心已复生矣。”（见《世说新语德行第一》）来赞美黄瑞清的慷慨大度，乐善好施，以及黄瑞清对王烈士德行上的积极影响。结句以黄庭坚（涪翁）、陶渊明（彭泽）两位古代高士自期，立意高远，王烈士的文采思想于此诗可见。

竹岩将有《岩叟集》之刊，问序于余，序成复赋此赠之

昔年曾泛五湖舟，投老归田赋倦游。

种菊不嫌三径冷，树人常抱百年忧。

秘谈妙理勤攻易，预卜幽居独好楼。

闻道新诗将付梓，贱名惭愧与君流。

王干青自注：竹岩讲学，常欲以阳明良知之说挽救末俗。

竹岩诗有：性好楼居或得居。

诗作《竹岩将有岩叟集之刊，问序于余，序成复赋此赠之》中的竹岩指的是民国时期绵竹文化教育界人士张竹岩先生，先生本名张俊章，别号竹岩、岩叟，世居绵竹苏兴街。张竹岩幼时接受儒家经典教育，学使吴子修赞其为“翰院才也”。及长考入国立北京法政大学，肆业三年，每期皆取得优异成绩。民国成立后，先后于四川、湖北等地司法部门任职。中年以后，绝意仕途，投身教育。故王烈士在诗中有“昔年曾泛五湖舟，投老归田赋倦游”之谓。先生回川后曾担任成都大学、四川法政学校讲师，县立绵竹初级中学、绵竹中国文学院教员。在教育活动中，竹岩常以王阳明致良知等儒家心性之学来启发引导学生，并欲以儒家学术来挽救世道人心。因之王烈士不无感慨的写道：“种菊不嫌三径冷，树人常抱百年忧。”

张竹岩先生于传统学术尤其是群经之首的《易经》及古诗文特别喜爱，无论是公务繁忙之际，亦或是颠沛流离之中，先生常常手不释卷，勤奋钻研，朝夕讽咏。本人也长于诗文，其所作诗文必定工楷抄录，计有《岩叟集》《思庐文集》《思庐诗集》等著作（先生著作大多于‘文革’动乱时期毁失，今九二年版《绵竹县志》仅收录其诗作两首）。民国三十六年，绵竹公园事务所建修公园整修纪念碑一座，特请张先生为该碑撰文，其凌云健笔，飞扬文采无不动人。张先生文集《岩叟集》在积集付梓之际，邀王烈士为《岩叟集》作序，序成之时，王烈士又作此诗相赠。从诗中也可以看出王烈士与县中人士在文化方面的交流情形。

前人评价王烈士：“学淹贯经史，出入诸子百家”（见《王干青墓志铭》），从上述诗作的水平来看，可谓一语中的。手迹和诗作的发现从另一个角度为后人了解王烈士的生平及思想打开了一扇窗口，展示出王烈士在文艺领域鲜为人知的一面。王烈士的手迹及诗作实为不可多得之珍贵文献，值得学习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