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朝光绪初年，遵道镇棚花村水田坝一带，相继数年在种植的水稻田里发生了十分严重的虫灾。此虫身青背麻，形状如桑蚕，旺盛于水稻抽穗扬花期，衰竭于水稻收割季节，专吃水稻叶片并咬断鲜嫩的谷穗。遭此虫灾后，好的谷子有四、五成收获，严重的只有两、三成收获。收割时，遍田都是扬花期被虫咬掉落在地上的谷穗，见此景无不令人十分心痛！

　　为了消灭这种害虫，农户们想出了很多办法，有用干辣椒熬水兑上烧酒清水担去田里泼洒，也有用叶烟和烟骨头熬水再加新火清石灰水去泼洒等诸多办法。总的说来，虽然效果不大，但也有一些效果，秋收时土法治虫的田块要比没有用土法治虫的田块多收一些谷子。土法治虫虽有效果，但成本较大，如果家有十亩八亩水稻，该要花多少钱去买干辣椒、叶子烟、烧酒和新火石灰来熬水？这是一般农户难以承受的。

　　光绪三年秋，棚花村六队的农户王老汉、付老汉与家人正在田里打谷子，路上走来一个年约六、七十岁的道士，径直走到田边，想坐在田埂上歇歇脚，干活的王老汉见状，忙着拿来一把谷草，说道：“师父，垫把草免得受湿气”。王老汉看差不多快到中途歇肩的时候了，便招呼大家停下休息一下，让大家抽袋烟，喝口水再干。王老汉顺手从茶壶里倒了一碗茶水双手递给道士说：“师父请你也喝口水”，道士接过水后，感觉这里的人和善好客，便同大家摆起龙门阵来，并指着田里落的这些瘪谷穗问道这是咋回事，王老汉便将这里连年遭虫灾的事讲给了道士。道士听后说：“我在成都青羊宫修行，今天去严仙观，明天帮他们做一场法会。听你们讲述和我亲眼所见的情况，确实我于心不忍，我决心在明年来帮你们一把”。王老汉忙说：“师父那就感谢不尽了”！道士问：“你们受虫害的谷田大概有多少亩”？王老汉说：“大约有三千多亩”。随即指着水田坝周围的稻田让道士师父看，看过之后，道士问王老汉：“你们这坝有没有青苗土地”？王老汉说：“土地庙倒是有几座，就是没有青苗土地”，道士说：“那么，就请你们劝说这里的各位农户，都出点钱、粮、劳力，在能看得见这坝田的高处，修一座供奉青苗土地和当坊土地的庙子，庙的规模大小，你们量力而为，但必须在明年农历四月二十八，佛祖生日之前完工，到时我会来给你们作场法会，帮你们消除虫灾。如果你们有不明白的事，就到青羊宫来找我”。说话间从他的包袱里拿出一支别道髻的银发簪交给王老汉手中，并叮嘱道：“此簪上有我的道号，你们若来时，不管宫里的大小师父，见到此物都能带你们找到我”，说罢作别就正直上路到严仙观去了。

　　一袋烟的功夫，王老汉等农户便对消灭虫灾有了一线希望。于是便约定付老汉一道，逐家逐户的讲了道士的建议，并动员大家捐钱、捐粮、捐劳力，苦于连年因虫减产，听说灭虫有了希望，大家都踊跃热情和十分积极的捐献，很快便筹集到了一笔不多的善款。王老汉和儿子王运贵，付老汉和儿子付鸿发就带领众农户买来石灰，运来砂石，选定在棚花村六组，面临五组的一块高的地方，修筑了一座三合土结构的小庙子，庙基约一丈余，分上下两层而建，上层塑青苗土地神像，下层塑当坊土地神像，均为泥塑金身。庙前坝子设香炉、烛台化钱炉，庙与庙坝子约占地两、三分。待竣工和一切完善后已是来年农历二月间了。

　　经各农户商量，推选王、付二家各派一人去青羊宫，请那位指点修庙的师父来为神像开光祭祀。事后在道士师父的主持下，确定出平时的香火上供期，和每年四月二十八的青苗庙会期，同时在大家的推选下，由王老汉为会首，负责香火祭祀，消灾法会和纠纷协调，钱粮募捐等事。付老汉为副会首，负责钱、粮收支，采办祭祀物品，会期伙食等事宜。

　　当年到收种栽插完毕后，已近农历四月二十八日了，青羊宫的那位道士师父于二十六日就如约而至了。然后指点大家采办准备好二十八日青苗法会所需的一应物品。到了办会当天，四邻八舍，周边远近的农户都早早地聚集到庙子上来了。午时，道士作完法事，领着大家跪拜了土地菩萨，大家便就坐用餐，道士用七寸长、两寸宽的黄纸，毛笔朱砂画了若干道符，分发给大家拿回家去用红布包上挂在竹杆上，插在秧田里驱除虫害，老百姓口中管叫它“秧保符”。说来奇怪，当年水稻上的麻背青虫基本没有了，大家都获得了较好的收成。从此，大家对每年举办青苗会的热情就越来越高了。办青苗会打秧保符的习俗一直到解放初期，延续了一百多年。会首一职也由王老汉传给儿子王运贵，王运贵又传给儿子王开通。副会首一职付老汉传给儿子付鸿发，付鸿发又传给儿子付世禄。由于这座土地庙修在水田坝的最高处，又是上下两层，十分显眼，很远的地方都能看见，加之青苗会上求的秧保符较为灵验，在十里八乡非常出名，因此老百姓把这座青苗土地庙叫为“高庙子”，自然也就成了棚花村六组的地理标志了。

　　1976年，在农业学大寨的高峰期，推行科学种田，村上在3月份组建成立了农科队。此时才知道秧保符所驱除的麻背青虫叫“稻包虫”，由于当时农资匮乏，治虫的农药十分难买，为了保产增收，农科队队长王运先，便大力收集六队修庙驱虫之前，农户为治虫的一些流传下来的“土办法”，经试验改进，最后总结出用苦葛根、野棉花、老鸦蒜、断肠草、麻柳叶、核桃青壳等当地野生资源，一起捣碎发酵取汁，兑上适量的清石灰水，喷洒在秧叶上，起到了很好的灭虫效果，此法是原料丰富，易采集，制作方法简单，成本低廉，很快就被大面积推广。与此同时，王运先还发明了用腐植土加适量氨水和稀硫酸密封发酵的土化肥“腐植酸铵”施用在农作物上，确实起到了增收效果。棚花村（原17大队）发明的“土农药”土化肥的“双土成果”引起了各级领导的高度关注。1977年3月原绵阳地区地委书记赵文定同志，亲自带领科研团队的专家来到村里考察论证。得到了到场专家的一致好评，17大队的“两土”成果便迅速地在全绵阳地区推广开来。1978年1月初，被地委评为全绵阳地区唯一一个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大队，并在表彰大会当场奖给了六台手扶式拖拉机（六个队，按每队一台），由于乡农机站刚建立不久，由乡革委动员，捐给了乡农机站三台，大队留下三台，便成了两个队共用一台了。

　　17大队土农药的成功，绝大部分得益于高庙子一带农户土法治虫的纯朴方法，也为当时农业学大寨运动农业的增产增收起到了很大的助推作用，也为当时的人民群从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所以我们棚花村的人们应当记住这段历史，勤劳勇敢智慧的棚花人民，应当被歌颂。棚花人敢于大胆创造创新的精神，应当在今天乃至于今后的发展和建设中得到更加充分的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