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8月21日，抗战老兵尹建笑（左一）在家中接受采访

2018年8月21日，尹建笑正在讲述从军经历

1979年11月，尹建笑（前排右二）参与欢送绵竹县委武装部薛明政委、曾永煜、冯风腾诸同志留影

 

内容提要：尹建笑（1928.1——）河北省石家庄市井陉县人。1945年1月在河北赞皇县黄白坪乡参军，1946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太行军区183师司令部侦察队班长、61军教导团二队区队长、军大川北阆中分校二支队四中队区队长、第二步兵学校练习营重机枪连连长、成都军区步校训练部射击教研室副主任、德阳县人武部副部长、绵竹县人武部部长等职。1981年3月23日，成都军区批准尹建笑离休。

抗日战争时期，尹建笑先后参加过一些中小型的对日作战，在战斗中表现勇敢，不怕牺牲，表现出了一个革命军人的大无畏精神。解放战争时期，先后参加过平汉战役、临汾战役、太原战役、解放宝鸡战役等，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1956年3月25日，成都军区奉国防部（国奖字11号）命令，授予尹建笑“解放奖章”。1988年7月30日，成都军区政治部授予尹建笑“独立功勋荣誉章”（1988军勋字第23号）。2015年抗战胜利70周年时，尹建笑获得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颁发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

想吃顿饱饭也不容易

井陉县位于河北省西部边陲，是冀晋陕三省物资交流集散地，华北西部军事、经济、文化重镇，驰名中外的韩信背水之战，著名的百团大战，井陉都是主战场。

1928年1月15日，我出生于河北省井陉县第二区牛王庙村。我家属于贫雇农，父亲尹全贵给我取名尹卷小。因排行老三，乡里乡亲又称呼我为尹三圆。多子多福，人丁兴旺，这本来是一件好事。可是家里又多了一个儿子，父亲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抚养三个儿子长大，再给他们一人娶上一个媳妇，这得花多少钱啊！父亲是个苦命人，全靠给地主放羊才长大成人。等到我出生时，家里仅有三亩坟地，四间房屋，算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可是三亩贫瘠的坟地，每年收获的粮食根本不足以解决温饱问题。

没有办法，父亲只得租赁地主的田地耕种，每年收成的大部分都交给了地主。我的两个哥哥则给地主家放羊和打柴，以换取微薄的收入。尽管一家人拼死拼活地干，可我家却总是缺吃少穿。好在我母亲有计划，经常上山挖野菜，总算让家人每天混了个囫囵饱。放羊、砍柴、挖野菜，这样的日子何时是个头啊！父亲没想到，自己放了一辈子的羊，如今给地主家放羊的鞭子又传到了我们手上。七八岁以前，我还不太懂事，整天就跟着小伙伴到处疯玩。按理说，这样的年龄应该进学堂读书了，可是我家经常饥一顿饱一顿的，哪有闲钱供我读书呢。

1937年7月7日夜，日军挑起七七事变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

1937年7月29日，北平沦陷。第二天，天津失守。

平津等大城市被日军占领的消息很快传到了井陉县，一时间人心惶惶，大家都在议论日军何时会打到井陉县。一些有钱的人家，已经开始收拾金银细软，去外地投亲靠友了。时局艰难，我家贫无立锥之地，也根本无地可去。1937年10月14日，日本侵略者侵入井陉县，日子越发艰难了。为了生活，父亲不得已卖掉了我的小妹妹，仅仅得到三块银元。为了换取一点口粮，我家甚至和地主商定，每天光干活只管饭，不给工钱。就这样的工作机会也不是经常都有，有时候在地主家干几天活，人家说不要就不要了。没有办法，父亲只得带着我们轮流在乡里打短工，每天所得仅仅勉强填饱肚子而已。

十岁左右，我已经成了半大小子，正处于长身体的时候。“半大小子，吃穷老子”，我的饭量越来越大，母亲也就开始教我做一些常见的家务活，以便帮大人减轻负担。有时候，我跟着父亲上山去放羊。放羊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需要训练领头羊。它是羊群中体格最健壮、跑得最快、听力最好的。放牧时，只要控制好这只羊，羊群就不会走失。否则，一旦羊只走失，那就无法给地主交代了。此外，我有时也上山去拾柴火。柴火是做燃料用的柴木、杂草等，居家过日子，柴火和粮食的重要性差不多。在放羊和拾柴火的过程中，我逐渐懂得了生活的艰难，也明白了父母亲抚养我们的不容易。我盼望着有一天能走出这太行山，能过上一天吃上三顿饱饭的好日子。

1979年9月，尹建笑和女儿在北京留影

1970年，尹建笑全家福

我要当兵打鬼子

在华北沦陷区内，从1938年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晋冀豫边游击纵队（前身为晋冀豫军区）就非常活跃。1939年秋，晋冀豫边游击司令部改称晋冀豫边游击纵队。边纵在太行根据地的抗战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1940年6月，晋冀豫边游击纵队在整编中撤销，成立太行军区。

井陉县处在日军和太行军区反复争夺的地区。在我所在的牛王庙村，日伪军经常过来扫荡，而八路军也要过来做群众工作。后来，就成了日伪军白天来，八路军晚上来。在白天，我和乡亲们只能跑到大山里去躲起来，一天也不能吃东西。到了晚上八路军进村，乡亲们才能回家吃点饭。我非常痛恨日军，盼望着能早一点将日军赶出中国去。由于八路军经常来牛王庙村宣传，我的大哥、二哥先后参加了八路军领导的游击队。游击队以袭击为主要手段，具有高度的流动性、灵活性、主动性、进攻性和速决性，并能广泛动员群众投入战争。

1943年的一天，大哥回家休整，给我聊起游击队的一些战斗经历，我听得非常入迷，央求大哥也把我带到游击队去作战。大哥看我态度坚决，不怕死不怕苦，人又机灵，于是就将我带去了。我来到游击队后，和大哥一起担任内务通信员，经常传送游击队的命令和指示，多次受到游击队队长的表扬。游击队员的装备都比较差，在袭扰小股日军及伪军时，伪军还好对付，而日军由于装备精良，单兵作战素质强，通常需要五个游击队员才能击伤或击毙一个日军。有时候，游击队员出现伤亡，也是司空常见的事情。

能够亲自参与打击日伪军的战斗，我觉得非常自豪。此时，我已经15岁了，可是若论体力，毕竟跟成年人还是有所区别。在担任通信员这段时间，游击队每天都需要在路上跑，吃不好也睡不好，根本没有休整的时间。我根本吃不消，我特别想家，游击队长怕我跑丢，就动员我回家了。其实，游击队长还有一层意思没有明说，那就是他知道我们三兄弟都参加了游击队，要是出了什么意外可不好给我家爹妈交待。

我回到牛王庙村后，在村里作了一段时间的民兵，负责晚上给八路军带路及担任一些警戒任务。为了生活，我还在井陉县煤矿当了一段时间工人，同时也在村里做零工。所谓零工，就是哪家需要干什么，我就到哪家去干活。譬如在地里收玉米、麦子，或者磨面、翻修翻屋等。绝大多数都是体力活，我年轻，除了能够混碗饭吃，还能挣到微薄的工资。在打短工的过程中，我深深体会到父辈们生活的艰辛。转眼到了1945年1月，我17岁了，我觉得打短工、做长工都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我觉得要解决自己这辈子的出路，要给国家做点事情，还是需要到部队上去。于是，我来到与井陉县相邻的赞皇县黄白坪乡，成了太行军区司令部侦察大队的一名通讯员。由于在游击队干过通讯员，我很快就熟悉了通讯员的工作，多次顺利完成上级交办的任务。

1945年1月后，太行军区先后参加过对日作战的道清战役、安阳战役，我及所在部队为战役的胜利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在侦察大队任通信员期间，我和战友们工作非常辛苦。为了获取第一手的战斗情报，摸清敌人兵力部署的虚实及地方军事目标的具体位置，我和战友们需要经常深入敌占区，有时整日整夜地趴在地上不能动弹，蚊叮虫咬那是常事。至今，我的双腿还有风湿病，有时疼痛难忍，只能贴点止痛膏缓解下疼痛。战场上侦察兵如同插进敌人心脏的利刃，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

从枪林弹雨中活过来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了。我原以为自己可以退伍了，可是事实证明，好日子不是天上掉下来的。1946年1月，我担任太行军区司令部警卫员，负责保卫部队首长的安全和执行警戒任务。警卫员们都是在部队中精挑细选的人才，出色的身手和头脑以及过硬的心理素质都必须具备，以更好的处理突然发生的紧急情况。说实话，部队领导还是非常器重我的，这自然跟我担任侦查员期间的表现分不开。在此期间，我经太行军区司令部政治指导员张密友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我站在党旗面前，跟着领誓人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宣誓完毕，18岁的我内心非常激动，觉得自己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决心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毕生力量。同年，二哥在战斗中牺牲了，大哥也因为负伤退伍回家。这些噩耗并没有吓倒我，相反更加坚定了我在部队上做出一番作为的决心。

1950年2月，尹建笑在军大川北分校受训期间留影

1958年9月，尹建笑在石家庄高级步兵学校受训期间戎装照

1946年8月，我再次回到太行军区司令部侦察队担任侦查员，6个月后被任命为班长。1948年5月，我又进入太行军分区教导队当学员。9月，从教导队毕业后，我进入183师独二旅通讯连任代理副排长。1948年11月，我调至61军183师师直属通讯连任骑兵班长。1949年5月，调至61军教导团二队学习。同年9月，成为61军教导团二队区队长。在此期间，我先后参加了平汉战役、临汾战役、太原战役等。在战斗中，我因为作战勇敢，多次受到上级表扬。我的右腿被敌军的子弹打穿过，左膝盖也被子弹击伤过，现在后遗症特别严重，疼痛经常发作。我的嘴巴也被子弹击伤过，“在一次冲锋中，我们冒着枪林弹雨朝前冲，根本没有时间去考虑自己的安危。一颗子弹擦着我的嘴巴飞过去，我只觉得满嘴是血。幸亏只是点皮外伤，要是子弹再打偏一点，我肯定就没命了。”跟同时期的战友们相比，我觉得自己还算幸运，毕竟经过枪林弹雨的考验，我都活过来了。

新中国成立后，解放全中国的任务还远远没有结束，我跟随部队转战大西南，此时我已经21岁了，已经是一个作战经验丰富的老兵了。从1950年2月开始，我先后在军大川北分校、第九步兵学校、第六步兵学校、第二步兵学校担任军事教官。

1956年3月25日，成都军区奉国防部（国奖字11号命令），批准授予我“解放奖章”。我非常珍视这枚奖章，这可是我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奖章，这也是国家对我这个老战士的最高肯定。1958年9月，我又进入石家庄高级步兵学校受训，此时我的军衔是大尉，正连职。以优异的成绩从石家庄高级步兵学校毕业后，我又先后来到重庆步校、成都军区步校训练部射击教研室做教官。

1965年7月25日，我转业到地方，先后担任德阳县人武部副部长、德阳电机厂革委会主任、德阳县革委会副主任和绵竹县人武部部长。虽然地方工作和部队上有很大区别，但我觉得没有什么难的，只要愿意学习，虚心向领导和同事请教，多下基层调研，就能够将工作干得有声有色。

我这辈子值了

1981年3月，此时我54岁了。因为患有较严重的冠心病，时常感到胸闷、心慌、心跳过速，已经不适宜再继续工作，于是我向组织提出离职休养。3月23日，成都军区政治部干部部批准了我的离休申请。1988年7月30日，成都军区政治部授予我“独立功勋荣誉章”（1988军勋字第23号）。我的妻子李绍碧，曾在绵竹农机厂医务室工作。我们1954年9月结婚，育有一儿一女。如今，我住在德阳市区，女儿、女婿等亲人经常过来照顾我。绵竹军休所的同志也经常过来看望我，让我倍感组织温暖，也十分感慨：“我年轻时在河北井陉县牛王庙村，整日辛苦劳动，一天不给地主干活就无法维持生活。吃不饱，穿不暖，就连走路、讲话也没有自由。如今生活好了，衣食无忧，真是跟做梦一样。抗战70周年时，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还联合给我们这批老战士颁发了纪念章，我们的流血与牺牲是有价值的。我觉得这辈子值了，非常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