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对《看绵竹城的前世　故城遗址成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稿件的一些看法

四川新闻网德阳记者站记者周鸿等10月12日在省、市几家新闻媒体发表《绵竹故城遗址》稿件，从标题上看似乎是把绵竹城前世今生搞清楚了，但由于这些记者没有查证史实，反而引起不少读者对此的误解。为了尊重历史，澄清真相，笔者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针对周鸿一文提出不同看法，敬请有识之士批评指正。

周文第一个小标题是“不在绵竹境内的绵竹故城遗址”，应当说这是一个没有古今概念的模糊标题。周文究竟是指当代或汉代“不在绵竹境内的绵竹故城遗址”？如果是指汉代，那么就错了，因为汉代绵竹县的县域范围很宽，不仅包含现在的整个绵竹区域，还包括现在的整个旌阳区（旧德阳县全部）以及安县的西部地区，都属汉代绵竹县的范围。那怎么能说绵竹故城遗址不在绵竹境内呢？如果周文是指当今绵竹故城遗址不在绵竹境内，虽然是对的，但毫无意义，这并非新闻了。早在唐代李吉甫撰《元和志》全称《元和郡县图志》中就有绵竹故城在黄许镇的记载，唐代的历史文献即已考证清楚，而不是新发现。更不能因为在黄许发掘出汉绵竹城遗址而得出今绵竹区域不属汉代绵竹辖地的结论。事实上今绵竹、德阳、黄许都只是汉代绵竹不可分割的组成部份。

为了证实笔者的观点，我们必须考察引证可靠的历史文献，见班固《汉书地理志》上：广汉郡，高帝时设郡。王莽时改名就都县，属于益州刺史部。下有十三个县：梓潼县，驰水发源于五妇山，向南流入涪水，行程五百五十里。王莽时叫子同县。汁方县，王莽时叫美信县。涪县，有孱亭。王莽时叫统睦县。雒县，雒水发源于章山，向南到新都谷流入湔水。有工官。王莽时叫吾雒县。绵竹县，绵水从紫岩山流出，向东到新都北入雒水。都尉治理。广汉县，王莽时叫广信县。葭明县，郑县，新都县，甸氐道县，白水流出境外，向东到葭明县流入汉水，经过一个郡，行程九百五十里。王菱时改名垫挝。白水县，刚氐道县，遣迷流出境外，向南到垫江流入汉水，经过两个郡，行程一千零六十九里。阴平道县。由北部都尉治理。王莽时改名壁厦题。

上引《汉书地理志》表明，汉高帝时设广汉郡所辖十三个县只有绵竹县，而没有德阳县。且进一步说明：绵水从紫岩山流出。而紫岩山即指今绵竹境内的汉旺、九龙一带的山脉、绵水则指今绵远河。他沿绵竹山区、平坝区而下，经德阳市袁家镇过黄许镇立交桥，再穿德阳城南而去。绵水即沱江上游正源。汉代绵竹县区域是随着绵远河流域形成的，他包含今绵竹全境和德阳县(今旌阳区)全境。

此外，在晋人常璩所著刘琳校注的华阳国志校注卷三 、蜀志259页原文中载：“绵竹县，刘焉初所治。绵与雒，各出稻稼，亩收三十斛，有至五十斛。旧各本皆作‘十五斛’。廖本改作‘五十斛’。是。汉时，任定祖旧各本此下有安字。廖本删。是。以儒学教，号侔洙泗。有多士，秦、杜为首族也。”

原文下有刘琳校注：“绵竹县两汉旧县，蜀、晋因、地滨绵水(今绵远河)多竹故名。辖今绵竹德阳二县及安县之西部。《元和志》卷三一，绵竹故城在唐绵竹县东五十里黄许镇。”

华阳国志校注卷三　蜀志259页拍照

再对比看看德阳市地方志编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四川分卷》的德阳市词条释文第6页是怎么介绍德阳市中区的吧：“德阳市中区……市人民政府驻地……汉绵竹县地。治今黄许镇，唐武德三年（公元620年）置德阳县。”这样的史料俯拾即是，可是记者似乎根本就不知道，所以在第二段小标题黄许“绵竹城”的消失或因兵祸”这段叙述里得出更加错误的结论。

周文写道：“不了解绵竹故城遗址的人，听到这个名字都会以为遗址是在绵竹市境内，然而却在与今天的绵竹相隔30多公里的旌阳区黄许镇。史载最早的绵竹县是在西汉高祖六年设置，治今德阳市黄许镇。而现在的绵竹城一般认为是隋朝大业年间改名并发展起来的。那古今两座绵竹城到底有没有关系呢？对于绵竹故城遗址的变迁，绵竹地方志以及各种史料大都表示不清。”

上述观点显然是立不住脚的，他把最早的汉绵竹县，治今德阳市黄许镇与现在的绵竹区域武断地定为“是隋朝大业年间才改名并发展起来的。”斩断了绵竹一千多年的历史，而且荒唐地指责绵竹地方志以及各种史料大都表示不清。这是指《汉书地理志》、《华阳国志》、《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四川分卷》的德阳市词条、《绵竹县志》都表示不清？显然是撰文者和提供信息者都没看过上述史料，才会得出如此错误的结论。

为了更有说服力，我们再引用绵竹汉旺原船头寺下绵远河边原有的一件汉碑来佐证。

众所周知，汉碑历来为史学家们探史、证史的第一手资料。而全国分布的汉碑能够流传至今的不足十分之一，且位置也几多变迁。近人祝嘉曾将历代著录中的汉碑辑出约700余种，然而其中有确切地址的却不足三分之一。成都中心区域内，该区域汉碑分布以四川成都为中心，西至芦山，东达资中，北到绵竹，南抵夹江，包括绵竹、成都、什邡、德阳、广汉等共15个县市区，知年号的汉碑只有：绵竹广汉太守沈子琚绵竹江堰碑（熹平五年）等9个。

据中华书局1985年版。(宋)洪适：《隶释》卷15《广汉太守沈子琚绵竹江堰碑》载：灵帝熹平年间，沈子琚任广汉太守，当时广汉郡：“躬耕者少，溉田丘荒，诸县氵崩”，沈子琚就：“施以周邵之化……缮作氵崩尹……又破截崖足，开……。”结果：“水由池中，通利便好，水……五稼丰茂……民归附……。”碑文虽然残缺，但碑文的意思大体清楚。洪适说：“碑称其视事之句，又有陂田及渠口之字，末云：水由池中，通利便好，五稼丰茂，人民归附，所纪盖水利之事也。”化开渠口……都水掾仪。广汉太守沈子琚兴修水利后，出现了“五稼丰茂”、百姓归附的良好效果。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彭邦本于2018年从《秦蜀守李冰湔堋堰官碑说起》一文中也引用了《广汉太守沈子琚绵竹江堰碑》如下: “中国古代地方上的重要水利工程的兴建维修，历来有由政府主持进行的传统。不仅如此，《汉沈子琚碑》铭文亦反映，蜀地其他重要的水利工程的修治，同样要由都水掾、水曹史等负责水政的官员领导。”

根据上述碑文可证实东汉灵帝熹平五年(公元177年)时，广汉太守沈子琚与绵竹县丞犍为人王季河到汉旺治理今绵竹江堰水利工程的史实。这也表明自公元前201年汉高祖建绵竹县起，至东汉灵帝熹平五年(公元177年)时，今绵竹区域就属汉绵竹辖地已经有378年了，而不是周文所说“是隋朝大业年间才改名并发展起来的。”

周文第三个小标题是阳泉与绵竹的分合。文中写道:“关于阳泉县，在《舆地志》和《宋书》中都记载了该县是从绵竹县分出去的。虽然分出去的具体时间不明确，但可以确定是在三国时期。后来因为战乱，于是“绵竹城”很多的人迁往附近的阳泉县居住。根据对绵竹故城遗址的发掘看，“绵竹城”在晋初就已经遭到废弃。但是西晋初，“绵竹县”这一名字依然存在，且在《晋书》中反复提到绵竹，却不见阳泉县。“绵竹城的人搬到了阳泉居住，其治所也搬到了阳泉。”刘章泽猜测，《晋书》中的“绵竹”其实就是阳泉县。只不过两地又重新合并在一起，然后以知名度较大的绵竹命名。”

以上文字只是推论猜测，而未加详考。据2007年版绵竹县志沿革篇载明，蜀汉后主时期(233——263年)分绵竹县地置阳泉县，属广汉郡。治今德阳市中区孝泉镇和今绵竹县市中区孝德镇、西晋初265年废入绵竹。把绵竹县志记载与阳泉与绵竹的分合一文对比下就应当清楚，蜀汉后主时期是把大绵竹县分置为绵竹县和阳泉县的，且阳泉县治是在孝泉镇的，阳泉县的存在只有短短的32年而已。

所以“绵竹县”这一名字依然存在，且在《晋书》中反复提到绵竹，这就是答案。至于“三国战乱很多，“绵竹城”的人迁往附近的阳泉县居住。”纯属神侃了，邓艾破绵竹很快就进逼成都了，在冷兵器时代可以说对老百姓的伤害程度比当今导弹、原子弹小多了，怎么可能出现很多“绵竹城”的人迁往附近的阳泉县居住呢？

在周文最后一段文字提到：“这次考古调查还有一个重大发现，可能找到了一直不确定的阳泉故城。刘章泽介绍，从时代、面积、地望分析，初步判断遗址应该是阳泉故城。”这个初步判断也是毫无根据的，因为许多史料文献清楚记载蜀汉时分置的阳泉县县治在孝泉镇，你到今绵竹南郊的清道乡怎么会发掘出阳泉故城呢？那么绵竹南郊的清道乡金土村应当是一个什么遗址呢？根据笔者在绵竹从事三十几年文物保护工作的经验来判断，这里应当是战国至汉代的遗址。理由如下：

1976年2月在绵竹清道金土村，挖出了一具距今2400年的战国船棺，其实船棺并不稀奇，稀奇的是这具船棺之上出土了各类青铜器，多达138件共重198斤。当时，青铜与黄金等价，并非平常人家所能拥有，当时省博物馆派专家王家佑和王友鹏前来绵竹鉴定。据省博物馆副馆长王友鹏推测，清道这个战国船棺墓所葬之人肯定是地位极其高贵的重要人物。这批珍贵文物现存于绵竹博物馆。

1978年9月又在绵竹清道粮站挖出两座西汉木板墓，由当时县文化馆和省博物馆共同发掘，发掘出随葬品陶器35件、青铜器12件、铁器2件，其中的巴蜀印章等都属西汉早期遗物。

1987年在绵竹清道金土村黄桶滩处的沉井中挖出战国木井圈一个，直径达70厘米，中空，上下无底。据当地村民说从清末到民国时期，本地常挖出这种中空木头，因不知为何物，故出现黄桶滩的地名，实际上是战国时期的若干段木质井圈。

这些出土文物表明，早在秦汉时期，现绵竹所辖区域就有重要人物居住，是蜀人重要的生产、生活地区，是巴蜀文化的中心地域，其历史是早于黄许的。

我的结论是，在清道金土村的考古发掘不可能挖出阳泉县遗址，而应当是战国至两汉墓葬群或遗址。   绵竹宁志奇撰稿（手机139810316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