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张栻（1133年9月15日～1180年3月22日)，字敬夫，又名乐斋，号南轩，学者称南轩先生，谥曰宣，后世又称张宣公，四川绵竹市人。他是南宋抗金名将张浚长子，出生在绵竹九龙的无为山，是著名理学家和教育家。曾创建湖南长沙城南书院，主持岳麓书院。岳麓书院在其苦心经营下闻名遐迩，人才辈出，确立了宋代理学中的湖湘学派的重要地位，堪称南宋理学宗师。他与朱熹、吕祖谦齐名，时称“东南三贤”。官至右文殿修撰，著有《南轩全集》。

　　因张栻号南轩，所以现代都以南轩文化来总结其思想文化精髓，绵竹也被称为“南轩故里”。900多年以来，“南轩故里”四个字为文化名城绵竹增添了无比的光彩和荣耀，至今我市尚存的南轩古迹还有南轩祠及其祖茔大柏林等，供人们瞻仰和祭拜。

　　1、少年夫子才华卓绝

　　北宋灭亡后，由于南宋根基未稳，以宋高宗为首的新朝廷，不得不依靠一批爱国志士和军民，以抵挡住金军南下的铁蹄，李纲、宗泽、张浚、韩世忠、岳飞，一时间英雄辈出，杀敌无数，让金军闻风丧胆。然而，败退至临安（今浙江杭州）的宋高宗，一方面担心金军越过长江，把新朝廷消灭于摇篮中，另一方面担心抗战中成长起来的军队壮大，重蹈武夫夺权的覆辙，便乘脚跟站稳之机，把政策由主战抵抗，转向一味向金投降乞和。于是，一大批爱国将领、民族英雄，纷纷被贬官，张浚是坚定的抗金英雄，首当其冲。绍兴七年，张浚被罢去宰相一职，以秘书少监分司西京，贬居永州（今湖南永州），年仅五岁的张栻随父迁往谪地，后定居长沙城南妙高峰。

　　张栻从小聪明伶俐，好学善悟，是一棵值得培养的好苗子。十四五岁，张栻随父谪居连州时，父亲便开始亲授他《易经》，年纪轻轻的张栻竟能有所领悟。当时，王大宝任连州知州，张浚甚至还安排少年张栻与这位门生谈文论学，《宋史·王大宝传》说：“大宝知连州，张浚亦谪居，命其子栻与讲学。”真可用“少年夫子”来形容张栻的早慧。

　　埋头于经史子集的同时，翩翩少年张栻还流连于连州的风光胜景，醉心于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他曾与诗人宋子飞结伴浏览连州湟川河，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张栻连作诗歌八首，结为《湟川八景》组诗。其中，《圭峰晚霭》云：“浮云翳落晖，策杖瞰清溪。茫茫北山道，霭霭暮烟低，孤峰突群岫，壁立如信圭。苍翠倚天半，缓视如云梯。”《静福寒林》云：“朔风天外来，寒色方严冽。驾言通山游，苍松隆劲节。群鸦竞鸣噪，乱啄青山雪。羽衣去千年，高峰挂霜月。”这一系列平实自然、意蕴深厚、浑融流转、韵味绵长的诗歌，竟然出自一位十四五岁少年的手笔，而且这组诗甚至还被选入《全宋诗》，成为了千古流传的经典，让人不得不惊叹少年张栻的卓绝才华！

　　2、力抗金兵匡扶社稷

　　张栻是抗金名将张浚之子，从小便追随父亲辗转各地，深受其父忠君报国、精忠大义思想影响。可以说抗金报国、匡扶社稷是张栻毕生的追求和理想。

　　张栻秉承父志，反对和议，力主抗金。张栻的主战，同那些不切实际空喊抗金或寄希望于侥幸取胜者不同，他认为，要取得抗金的胜利，必须增强自己的实力，要“专务自强”，其关键是“得民心”。

　　张栻一生不仅力主抗金，他居官期间，廉明清正，关心人民。每到任，常“问民疾苦”，调查当地“利病”，认真改革地方的弊政，减轻人民的负担，提出了“薄赋宽民”的主张。

　　他在江陵时期多次弹劾了信阳守刘大辩“估势希赏，广招流民，夺户熟田”，他清楚地知道刘大辩有后台支持，冒着丢官的危险，要求朝廷论其罪，表现了他“勇于从义”的无私无畏精神。张栻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清官，对贪官污吏十分痛恨。在任荆湖北路转运副使、知江陵期间，竟“一日去贪吏十四人”，此外，他做地方官期间，还取缔了一些有害于社会的恶劣习俗。如知静江府时，刚上任即发布了《谕俗文》，明申要对那些“班惑百姓”的“师巫”、“恶僧”重作施行，对拐卖人口者要“严行惩治”。还规定对婚丧葬礼中存在的“竭产假贷，以侈糜相夸”的有害风俗，要加以“制抑”，严申“若有不俊，当治其尤者以正风俗。”

　　当地方官时，张栻也十分重视倡办教育事业，积极兴办地方学校。其中以静江府为最。为倡办学校，他先后为地方州府撰写了许多《学记》，进行鼓吹。认为兴办学校的主要目的是“明人伦”，“人伦之在天下不可一日废，废则国随之”，故“有国者之于学，不可一日而忽。”不仅如此，他还亲身执教，带头示范。在主持岳麓书院期间，为兴办教育，培养人才作出了重大贡献，因此，他又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

　　3、提出仁爱诚信的理学主张

　　张栻是南宋乾道、淳熙年间著名的理学家。他秉承深厚的家学渊源，承袭正统的理学思想，以格物穷理为目的，以内圣外王为旨归，系统而深入地探讨了理学的诸多问题，建立了独树一帜的理学思想体系。

　　他在本体论上将形上本体与内在心性相互贯通，既致力于形上基础之确立，又注重身心性命之有力开拓，从而建构了体用一源，异取同体的太极、道、性、理、心等多重本体范畴相贯通的宇宙本体论体系。在人性论上，他改变了传统儒家始终把“性”严格限制在人的本性范围之内的说法，提出人性与物性皆善的观点，保证了性善的纯粹至上性。

　　在工夫论上，以沟通天人作为道德实践可能实现的重要途径，贯通未发已发、察识涵养的修养工夫。提出了先察识后涵养，再进而发展到察识、涵养并重，以居敬为核心的修养工夫论体系。

　　在知行观上，在与朱熹等人的相互论学中，提出了知行互发、重在力行，由知到行，再达于真知的知行学说。他不仅以“无所为”和“有所为”区分义利，其义利之辨更具有援天理人欲以论义利的思想特色，从天理人欲互相包容、统一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天理人欲“同行异情”的独特理欲观。

　　同时作为理学大家，张栻发扬儒家的经世传统，慨然以追述孔孟之道为务，将道、学、治贯通一气，道德与功业、内圣与外王系于一线，在地方上“护养邦本”、抗金复疆、经邦治国，使儒家真精神得以复兴。为了捍卫、维护理学道统，张栻还以安身立命的仁学精神，积极批判佛老的“异端邪说"，倡明儒学力行的精微大义，躬行实践，经世致用，阐扬了理学体用一源、天人合一的精神特质，对湖湘学派的形成、发展和理学的丰富、传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虽然因为其英年早逝和内部体系的矛盾未能解决等原摘要因，张栻的理学思想在其身后式微，但他博采众长，不囿于成见，经世致用的理学精神却源远流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