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7岁的罗长德，在绵竹的血防道路上奋斗了大半辈子，也见证了70年来绵竹血防工作的发展之路。

过去：万众一心送“瘟神”

绵竹处于四川盆地西北边缘，由于气候温和、土质肥沃、水源丰富、河渠纵横，为钉螺孳生和繁殖创造了“优越”环境，这也让绵竹在上世纪50年代成为全国血吸虫病严重流行的区域之一。“提起烂泥坝，人人都害怕；男人腹大像怀胎，妇女婚后不生娃；有女莫嫁烂泥坝，既受穷来又守寡。”这是原绵竹县遵道乡水泉村曾经流行的一首民谣，是当时血吸虫病在农村肆虐的真实写照。当时全县26个乡（镇）有24个乡（镇）都有钉螺分布，严重的村60%左右的村民都患有血吸虫病。

50年代，党中央、国务院和毛主席发出了“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绵竹于1956年2月开始进行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当时在县血防所工作的23岁罗长德与同事们立即投入到血防工作第一线，与血吸虫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由于钉螺是血吸虫唯一的中间宿主，没有钉螺，血吸虫就无法生存，因此杀灭钉螺是防治血吸虫病的主要措施之一。“查螺看似简单，但实际上却很累，常常一整天就弯着腰，盯着水沟看，几天下来腰和眼睛就受不了了。”罗长德回忆道。在每天下乡过程中，罗长德见到了很多感染血吸虫病的村民，特别是一个晚血病人，让他印象深刻。他说，这名患者四肢枯干、面无血色、腹大如鼓，让他内心受到很大震撼，发誓“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用一生去干好这份‘苦差事’！”  

由于缺乏喷洒的药物，为了灭螺，罗长德和队员、群众经常徒手抓螺，但收效甚微。为此，专家、群众想了很多办法，用开新沟填旧渠、土埋灭螺、搬运土方等各种办法及时处置以防止疫情反复，队员和群众以“愚公移山”的精神，硬是靠一双手、一把锄逐步消除钉螺。”

时间来到1963年，此后的时间里，绵竹的血防工作进入反复、持久防治时期，罗长德的血防之路依然继续前行。

为数不多的几辆自行车，每人一顶草帽，肩上一个查螺筐，满是泥巴的裤腿，这就是血防队员的形象。工作中，罗长德和队员们经常背着兑有灭螺药的喷雾器，沿着村里的水沟一条条地翻看、查找，一边收集标本，一边消灭钉螺。查螺的时候，常常有人被感染血吸虫病。“有阳性钉螺的地方，只要脚一下水，最多10秒，血吸虫尾蚴就会通过皮肤进入毛细血管。”罗长德说，没有手套，没有水靴，大家裤脚一撸，就跳到沟里去了，所以感染的几率非常大。当时打锑剂是唯一有效的方法，但锑剂毒性很大。“没得办法，危险也得打，打了有可能死于心脏病，不打就肯定死于血吸虫病。”白天忙碌一整天，由于交通不便，到了晚上，住宿是一个问题，罗长德便和队员们寄宿在村民家，有时就在村小用几张课桌拼起，或者是在打谷子的拌桶里铺上几把干草就睡了。

基层血防工作者的全力以赴、不畏牺牲也鼓舞了全县人民战胜血吸虫病的斗志，绵竹的血防战最终演变成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工作，全民参与、全民战斗，最终送走了“瘟神”。到1984年，绵竹农村高达50%的血吸虫病感染率下降到了基本消灭标准，还创造了享誉全国的“遵道经验”向全国推广。

现在：昔日螺区变景区

90年代，绵竹的血防工作进入了传播控制阶段，工作条件也好了很多，这时的罗长德已经退休了。而他的儿子罗建华，接过父亲手中的接力棒，继续奋斗在血防之路上。

退休后的罗长德，依然关注着绵竹血防工作的发展。1992年后，灭螺药五氯酚钠被淘汰了，取而代之的是氯硝柳胺，这种药的毒性没那么强烈，但味道依然刺鼻。一方面，血防工作人员要忍受刺鼻味道，另一方面还要解决大便收集器具匮乏带来的苦恼。罗长德说，粪检是确诊血吸虫病唯一的手段，但是当时由于大便收集器具匮乏，村民们往往就地取材，荷叶、南瓜叶等都是包裹粪便的材料，其中蓖麻叶最受欢迎。从全县收集的大便都要集中送到血防所粪检室，检验人员要对每份样本进行充分搅拌、孵化，再用显微镜鉴别里面有没有虫卵。因此检验员们还得了个外号叫“搅屎棒”。

这个时期，除了开展人畜化疗、药物灭螺工作，绵竹还进行了安全用水、粪便管理等相关综合防治技术措施。到2013年，我市达到了国家血吸虫病传播阻断标准，血防事业从此翻开了新的篇章。罗长德得知这一消息后，心中激动无比。

如今，罗长德走在曾经血吸虫病肆虐的乡镇时，昔日的螺区已变成了景区。他还从儿子的口中得知，如今GPS卫星定位、电子地图等新技术、新设备不断引入到血防工作中。同时，如今的血防工作重点和难点是如何让居民了解和认识血吸虫病，增强防范意识。此外，2018年，我市通过了四川省血吸虫病消除达标考核评估，创造了30年有螺无病、5·12地震后十年无疫情的奇迹。（图片由血防所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