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文化大革命”的结束

一、粉碎“四人帮”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当天，省委即下发通知，要求各级党委组织广大干部和群众认真学习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按照中央的规定，有领导有秩序地开展悼念活动；要求对于“反革命政治谣言”，要及时揭露，坚决追查，打击制造者。对于“阶级敌人乘机制造反革命事件”，要采取果断措施，坚决镇压为首者和幕后策划者；对打、砸、抢者要坚决实行镇压；要求所有干部、职工都要顾全大局，团结一致，坚守岗位，坚持“抓革命、促生产”，化悲痛为力量。

9月18日，首都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9月23日，省委再次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广泛深入学习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以及华国锋致的悼词和中央两报一刊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掀起抓革命、促生产的新高潮”；着重抓好领导干部的思想教育工作，组织干部深入基层。

就在全国人民哀悼毛泽东逝世之时，“四人帮”加紧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 10月6日，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断然措施，宣布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实行隔离审查。随后又迅速瓦解了“四人帮”余党在上海酝酿策划的武装叛乱。10月7日、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议通知》和《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

10月2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当天首都150万军民举行游行活动，庆祝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消息。接着，中央电视台连日播放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群众游行庆祝粉碎“四人帮”的画面。绵竹的干部群众踊跃地赶到有电视机的单位观看，电视机前坐满了兴高采烈的人民群众。从10月22日起，全县各地群众先后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和游行，欢庆粉碎“四人帮” 的历史性胜利。人们欢欣鼓舞，奔走相告，举杯畅饮，到处鞭炮齐鸣、锣鼓喧天。

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宣告造成十年动乱的“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

二、“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教训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特殊社会历史背景下的特殊产物，是自1957年反右派运动后阶级斗争的扩大化、绝对化为特征的“左”倾理论和实践的恶果。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文化大革命”期间，绵竹县党的建设受到严重破坏，党组织一度处于瘫痪状态，直到成立中共绵竹县革委会核心小组，才逐渐恢复党的组织生活。在此期间，批斗各级当权派、造反派夺权、打砸抢抄盛行，社会风气受到严重破坏。不过，党内外广大干部群众顶住干扰，坚持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工农业生产及其他工作还是取得了一定成绩。“文化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进程中的一次重大挫折，它给我们留下的深刻教训，从反面为我们研究和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历史借鉴，值得我们从多方面不断地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总结。

（一）必须科学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准确把握中国基本国情，从实际出发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文化大革命”是在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纯洁性的口号下发生的。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但是，“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表明，“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是根本没有事实根据的，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混淆了是非和敌我。“文化大革命”从反面告诉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指出了方向，但是不能代替我们去思考和解决中国社会主义进程中的具体问题。在党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只有准确把握我国基本国情，从经济文化落后的实际出发，充分认识社会主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不断对社会主义实践做出新的、科学的理论概括，深化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再认识，才能逐步认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找到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

（二）必须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党的主要任务，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而不能“以阶级斗争为纲”。在我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里，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是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方面，是决定政权巩固至关重要的基础。作为执政党，必须正确处理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一社会的基本矛盾，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而不能把主要精力放在阶级斗争上。没有经济的发展，没有在生产力发展基础上雄厚的物质基础，国家就不能实现繁荣富强，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就不能得到改善和提高，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不能充分显现出来。动摇或偏离了经济建设这个根本任务，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以群众运动的方法去搞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只能给党和国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三）必须改革和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健全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严重的、全局性的错误，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不能不负有主要责任。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毛泽东的“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对他的个人崇拜被鼓吹到狂热的程度，这就使党和国家难于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正是在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被削弱，个人崇拜现象狂热化的情况下，林彪、江青之流打着“高举”“紧跟”的旗号推波助澜，为非作歹，致使领袖个人的重大决策失误导致了全局性的大灾难。为了避免“文化大革命”一类历史悲剧重演，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从组织上和制度上采取措施，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专断，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

（四）必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而不能实行“大民主”和“造反有理”。“文化大革命”以沉痛的教训告诉我们：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文化大革命”的内乱表明，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作为执政党，必须加强民主政治建设，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在我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必须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紧密结合，才能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并与现代化建设相互协调，全面发展。

（五）必须制定正确的党的建设的方针和政策，不断加强执政党的建设，而不能把阶级斗争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主要内容和主要方法。在“文化大革命”中，对党组织进行整顿和“重建”曾被作为这场运动的目标之一；克服党和国家肌体中存在的阴暗面，克服一些干部中存在的官僚主义和脱离群众的现象，也在“文化大革命”中加以强调。对于党和国家肌体中确实存在的阴暗面和党员干部队伍中存在的问题，需要作出恰当的估计，通过加强党的建设、严肃党的纪律、采取符合宪法和法律的正确措施加以解决。但是，解决问题的前提必须是实事求是地分析和估计党内状况和党内矛盾，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制定出加强党组织建设的正确方针政策，而不能把党组织存在的这些问题简单地看成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更不能用阶级斗争的方法“重建”党组织，采取“天下大乱”的手段去冲击党和国家政权。

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文化大革命”是一种“左”的和极左的思想理论的产物，它同时又在一种极端的状态中暴露了这种思想理论的荒谬性。在经历了一系列曲折和严重挫折后，我们党最终依靠自己的力量结束了这场内乱，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义无反顾地走上社会主义改革之路。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伟大的、对人民负责任的党；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实行正确的路线和政策，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才能保证国家始终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才能实现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中共绵竹市委党史办公室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