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由于“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大学不招生，工厂不招工，商业和服务行业处于停滞状态，城市初、高中毕业生既不能升学，也无法分配工作，因此，上山下乡成为知识青年的出路。从1964年到1967年，绵竹县遵照中央有关文件精神，先后分三批安排知识青年上山下乡。1967年“文化大革命”声势波及每个角落，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纷纷回城“闹革命”。1968年县上对自动返城的192名知识青年，经教育后进行重新安排，分别安置在全县14个公社，县革委知青安置办公室拨出专款1万元，给他们维修住房、添置生产、生活用具，另外还补助部分生活费用，实际开支超出3790元。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同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宣传为具有“反修防修”“缩小三大差别”的重大政治意义。广大知识青年积极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全国立即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12月29日，县革委召开会议，学习、宣传贯彻毛泽东指示，部署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1968年12月起至1971年1月28日，县革委知青安置办公室先后安排2300多名知识青年，1600多名社会青年、城镇居民到绵竹插队落户。截至1978年12月，绵竹县共安置县内外知识青年8042人。

绵竹县在安置下乡知识青年的过程中，做到了人人“住有房、睡有床、吃有粮、生产有工具、生活有家具”。安置工作告一段落后，县革委和各学校及时派出干部、教师下乡到知青住地，检查、了解安置工作情况，督促和协助各社、队解决存在的问题。对于知青工作，各级政府、各单位都很重视，专门设有管理知识青年工作的机构，并有领导同志负责此项工作。各地还建立由干部、贫下中农和知青代表参加的“三结合”领导小组和干部、职工、家长代表参加的“再教育”小组。为了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知青下乡后的管理、教育和帮助工作，1975年后按照上级要求，县委采取“四对口”和“三带”的办法，即知识青年对口下、管理教育对口抓、带队干部对口抓、支援农业对口帮；大厂带小厂、全民带集体、厂矿带机关、学校、街道。

知识青年在上山下乡运动中经受锻炼，为改变农村面貌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们中间涌现出许多先进集体和模范人物。1977年2月1日至7日，以县委常委、县革委副主任刘津海为团长，知青办公室副主任陈文儒等为副团长，率领全县67名知青代表出席了绵阳地区首次上山下乡知青先进代表会，会上授予11人（其中有绵竹县遵道公社七大队三生产队下乡知青曾容惠）“知识青年标兵”称号。但是，上山下乡也成为知识青年升学、就业的障碍，他们无法继续在学校接受正规教育，同时也无法在城市企事业单位就业，因为各种规定断绝了他们这一出路。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期，城镇企业在招收新职工时，才逐渐开始招收上山下乡两年以上的知青，但前提是政治挂帅，群众讨论推荐，公社革委会审查，县（市、区）革委会审定。此外，知青们后来也有了参军和上高校的机会。但是，能享受这些机会者毕竟是少数，绝大部分知青仍难以回到城市。

广大知识青年到农村等地后，向农民学习各种生产知识，参加各种艰苦的农业劳动，传播文化知识，担任生产队干部以及小学教员、“赤脚医生”（指一般未经正式医疗训练、仍持农业户口、一些情况下“半农半医”的农村医疗人员）一类的初级技术工作。他们积极参加农村经济建设并与农民建立血肉联系，希望在广阔的天地里有所作为。但由于生产劳动过重、分配收入低、文化生活贫乏、缺乏组织管理而遇到一系列困难。特别是大批知识青年在青春年华失去在学校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造成国家人才的断层。国家和企事业单位为安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亦耗费不少财力、物力。同时，也给知青的家长和部分农村社、队及农民加重了负担。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文件，明确提出不再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因此，绵竹县从1979年起，就不再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并着手安排下乡知青回城就业。原则上是由各单位与所在公社主动配合，根据情况进行安排。根据中共中央“城乡广开就业门路，妥善安排知识青年”的指示精神，县委采取统筹安排、分系统包干，调动各系统各单位积极性，兴办城镇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全民、集体、个体一起上的办法安置知识青年就业。在安排过程中，外地（主要是成都市）的知青，主要由外地负责消化，县内采取全民、集体招工，退休补员等办法。为尽快完成就业安置，当时还用了一些特别办法，如：全民所有制企业办“大集体”，发展城镇、街道办工业，兴办服务行业，扩大商业网点，延长营业时间等。有些单位新办商业和服务业，缺乏资金时，银行专门贷给部分周转资金予以扶持。经批准动用知青安置经费210,200元，扶持兴办19个企业。截至1982年底，绵竹县知识青年回城就业工作基本结束。8042名下乡知青，除扎根农村的11人，死亡的16人，因刑事犯罪依法受到处理的38人外，7977名知青全部安排回城，走上了工作岗位。

中共四川省委在文件中决定：“关于安置条件较好，本人自愿留在农村的知青，要鼓励、支持他们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农业现代化做贡献。”据此精神，1984年经过深入细致的工作，对11名已婚的、自愿留在农村的知青，县知青领导小组给予了支持鼓励，按照政策规定，对他们的住房、农具、家具及生活困难做了一次性补助，共计补助了3450元。

五、干部、知识分子下放劳动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提出要把解放军以及工、农、商、学、党政机关都办成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生产的“大学校”。此后，这一被称为“五七指示”的信件得到广泛宣传。1968年5月7日，按照毛泽东的“五七指示”，黑龙江省革委会在庆安县创办柳河“五七干校”，组织大批省直属机关干部去干校下放劳动。毛泽东高度评价了这一做法，10月5日，《人民日报》以编者按发表了毛泽东关于“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的号召。党的九大之后，全国各地干部下放达到高潮。

实际上，干部下放首先是将自“文化大革命”初期受到冲击而停止工作的许多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干部、知识分子安置起来、等待分配的需要，也是当时革委会精简机构急需安置大批编余干部的需要，同时也是“清理阶级队伍”等运动处理一批被认为“有问题”的干部的需要。除了少数大中城市将一些干部下放到工厂外，多数地区的多数干部被下放到农村。与此同时，还有大批高等学校教师、医疗卫生人员和文艺工作者被下放农村或“五七干校”。

1969年1月12日，县革委在拱星公社四大队绵远河边办起了“五七干校”，将县级机关未进县革委和各局革命领导小组工作的干部420人下放到“五七干校”锻炼。按军事化建制，校为营，营长许满德（女），教导员董春发，副营长陈加祥、苏吉平，副教导员崔明富。全校编为2个连，6个排，18个班进行边劳动、边学习、边批判资产阶级。干校的劳动锻炼，主要是搞农业生产，在拱星四大队划给河坝地100多亩，种植小麦、油菜、花生、甘蔗和蔬菜；养猪、养牛；制豆粉、挂粉条。办校之初，暂时借用生产队一些房舍和拱星糖厂的厂房安排学员住宿学习。边劳动边“斗、批、改”，审查干部，解放干部。首批下放的干部包括县委书记、副书记、副县长和一般干部210多人，公检法系统的干部下放到“五七干校”不久，又到九龙公社另外办学习班。1971年，又有部分教师集中在“五七干校”学习，接受审查。

首批下放干部名单公布后，“五七干校”领导班子先派出了一支由20多个下放干部组成的先遣队到拱星公社四大队和拱星糖厂打扫清洁、修理住房、搬运物件、安排住宿、炊事、生产劳动等事宜。有些大件器物如木床、炊事用具是汽车运送的。还有的到县人委农场拆房子、运木料。拱星糖厂的制糖车间，有一些甘蔗窖坑和灶堂，地面凹凸不平，有些木床只能安放在坑上，上下不方便，也不安全。1969年1月16日，大部分学员集中到了“五七干校”，按营、连、排组合，立即开始学习、劳动。2月初雨水季节，就在四大队河边植树一万株，树苗是学员从西南公社安国寺苗圃运回来的。学员二百多人住在窄小、简陋的环境中，要住宿、吃饭、学习，还要保管粮食，喂猪养牛，困难不小，短时间可以应付，长久之计，则应搞些基本建设。因此“五七干校”建造了一些简易的木架小瓦平房。

1970年2月1日，绵竹县革委会批准了《关于成立绵竹县“五七干校”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同意成立绵竹县“五七干校”革命委员会。曾立基、王绍生、崔明富（民兵代表）、李民、张良石（女）、陈家祥等七名同志组成革委会，由曾立基同志任主任，王绍生、崔明富二同志任副主任。1972年冬，县“五七干校”撤销，下放干部全部回原单位工作。

五七干校的开办使大批机关、事业单位的干部、知识分子经受了体力劳动的锻炼，创造出可观的劳动价值。但同时，这些干部和知识分子却长时期被排除在各项业务工作和科研之外，无法从事脑力劳动，造成了人才使用的极大浪费，给国家的现代化建设造成了重大损失。

六、整党建党和整顿团组织

如何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使广大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密切联系群众，防止官僚资本主义和腐败作风的侵蚀，使党永远代表人民的利益，是新中国后毛泽东一直高度关注的重大问题之一。“文化大革命”发动以后，开展整党被作为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但这次整党是建立在对党的性质、任务的错误认识和对党的队伍错误估计的基础上的。

1967年10月以后，毛泽东已提出整党任务。他所说的“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被称为整党建党的“五十字纲领”。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党“事实是需要重建”，因而“每一个支部，都是要重新在群众里头进行整顿”。这次整党的一个主要内容是“吐故纳新”。1967年底至1968年间，有关整党的指示和经验强调“吸收那些朝气蓬勃，富有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勇于在阶级斗争中冲锋陷阵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入党”。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一些派性严重的单位出现了“大吐大纳”“造反入党”“吐疏纳亲”等问题。

1969年1月23日至2月1日，省革委召开整党工作座谈会。会议作出了《用毛主席的伟大建党纲领整党》的会议纪要。党的九大召开后，省革委根据九大精神再次布置了整党建党工作，要求在思想整顿和组织整顿中突出思想整顿，坚决实行开门整党，在单位建立整党领导小组，并推广在基层单位将党外“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吸收到整党领导小组的经验。按照省革委相关文件精神，6月19日至7月2日，绵竹县召开党员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代表有专区、县属厂矿、公社、生产大队、机关、学校、集体企事业单位革委会（革命领导小组）成员和工宣队、贫宣队队长及驻军代表共1396人。其中党员代表654人，占46.5%。内容是传达、学习中央、四川省革委负责人讲话，讨论团结起来，准备打仗，总结经验，落实政策，更好地完成党的九大任务，加快斗、批、改步伐。

1969年下半年开始，以清道公社为整党试点公社，先行一步。接着全县成立49个整党领导小组，其中42个吸收了非党群众。有30个整党领导小组，由不是党员的群众担任正副组长。这次整党受1969年1月省革委召开的整党工作座谈会的影响，把是否批臭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是否形成经过更新的“三结合”领导班子、是否“纯洁”组织、是否吸收一批造反派入党作为整党的目标。县委将刘结挺（省革委副主任、成都军区副政委）、张西挺（女，省革委副主任，刘结挺妻子）主持产生的《整党座谈会议纪要》翻印6000多份，广为下发。在刘、张鼓吹的“依靠造反派整党”的严重影响和干扰下，这次整党进展慢、效果差。

1970年12月8日，为了全面贯彻落实毛泽东的建党思想和建党路线，搞好整党建党工作，根据省、地整党工作座谈会议精神，中共绵竹县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决定，于12月19日在党校召开整党建党工作座谈会议，学习毛泽东、林彪和党中央关于整党建党工作的一系列指示、政策，传达省、地整党工作座谈会精神，研究部署全县整党建党工作，会议时间为一个月。会议要求参加的人员必须带上《毛泽东语录》《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毛泽东的五篇哲学著作、毛泽东在九大的政治报告、《九届二中全会公报》、新《党章》《六厂两校经验汇编》《七·一社论》，此外，还要带上刘结挺、张西挺炮制的《整党纪要》供批判使用。

到1971年7月中旬，全县5439名党员已有4944名党员恢复了组织生活，占党员总数90.8%；建立了新支部324个，占应建支部94.2%；已建基层党委26个。有495名党员未恢复组织生活，占9.2%；未建支部20个，占5.8%；444名预备党员，已转正55名，占应转正12%，已发展新党员70人。

整党建党运动使党组织得以重建，加强了党的一元化领导，客观上对抵制和反对“文化大革命”以来各种错误，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并为各级党的代表大会的召开创造了条件。整党建党中较为突出的工作是“解放”干部。在“文化大革命”前期一些被打倒或“靠边站”的老干部被重新启用。但是，由于整党建党是在“左”的指导思想下进行的运动，因此，并不能全面真正促进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

在整党建党运动后期，绵竹县还根据1971年7月《中共中央关于整团建团工作的通知》，以整党建党工作为模式，开展整团建团工作。截至1972年4月22日，全县有25个基层团委，7个总支，339个支部开展整团建团工作，发展新团员2422名，“吐故”了12名，有242名超龄团员办理离团手续。

中共绵竹市委党史办公室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