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斗、批、改”运动的全面展开

1969年4月，党的九大召开。这次大会使“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党的九大以后，“斗、批、改”运动在全国展开。毛泽东试图通过“斗、批、改”达到“天下大治”的设想，也含有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意向。但是，“文化大革命”前期造成的破坏非常严重，留下的矛盾堆积如山，在全盘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局势是不可能稳定的。“斗、批、改”实际上是把“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在各个领域具体化，结果是党内矛盾和社会矛盾继续紧张，引起动乱的因素更加深化。

“斗、批、改”的具体内容包括，建立进行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建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教育革命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由此，绵竹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从总体上带着“左”倾指导思想深深烙印的内容庞杂、引起更多矛盾与纠纷的“斗、批、改”运动。不过，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从正反两方面的对比中提高了分辨能力，对“文化大革命”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厌倦、反感和不满、抵制，从而使绵竹出现了一段政治上相对安定、经济上相对发展的时期。

一、开展大批判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斗、批、改”就作为“文化大革命”的目标被提出来。1966年8月8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第一条就提出了“斗、批、改”：“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因此，“斗、批、改”运动中的“大批判”实际上一直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

在整个“斗、批、改”过程中，受到全国形势的影响，绵竹县革命委员会也以“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统一认识，以“革命大批判”开路，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群众运动推动一切，以意识形态主宰一切等基本特色，最终错误地把极左路线不断推行。在当时，按照省、地区大批判安排，县革委发动了一系列的批判运动，比如要求发动群众，深入揭发和彻底批判刘少奇等一类“政治骗子”所鼓吹的反动的唯心论的“先验论”，反动的“唯生产力论”，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以及“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工分挂帅”“物质刺激”“专家路线”“爬行主义”“洋奴哲学”等，批判个人野心家、阴谋家刘结挺、张西挺违反毛泽东思想，破坏四川“文化大革命”的罪恶和他们散布的黑“九论”。批判修正主义思潮、资本主义自发倾向，批判反革命组织“五·一六”“三老会”等。

关于大批判中的“破”和“立”，当时的要求是要大破两眼向上，两手向外的依赖思想，大立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大破贪大求洋，求全的“大、洋、全”思想，大立“大、中、小并举，以中小为主，土洋结合，土洋上马”的方针；大破“浪费有理，积压无罪”的资产阶级思想，大立“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无产阶级作风；大破“少数人说了算，多数人团团转”的专家路线，大搞“依靠群众，相信群众，大搞群众运动”的革命路线。

大批判的主要形式是召开各种规模的会议。为了搞好大批判，县内各地区、各单位均成立了由各单位的职工代表组成的专门的“斗、批、改”机构，负责结合本地区、本单位实际，安排各单位的“斗、批、改”运动的内容和进程，召开各种形式的大批判会议。在进行大批判时，“上挂黑主子，下打黑靶子”，把批判所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绵竹的代理人作为“革命大批判”的主要内容。从大批判的内容来看，它总体上是错误的。批判所谓刘、邓及其在全县各地区、各单位的代理人，使得大批干部被冠以无中生有的罪名，遭到无情打击。历史已经证明，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路线”是根本不存在的。此外，批判中还蛮横武断地彻底否定建国17年以来特别是1960年代国民经济调整以来，县委领导全县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卫生等各项事业中所取得的重大成果，这种混淆是非的大批判，造成思想上的混乱。

二、“清队”“一打三反”和“批清”的开展

“斗、批、改”另一项重要内容是“清理阶级队伍”（简称“清队”）。即清理所谓混入革命队伍里的叛徒、特务、走资派以及地主、富农、资本家、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等。“清队”的目的是所谓“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县革委多次召开各单位革委会负责人会议，或举办各种学习班部署“清队”工作。要求各人民公社、各机关、各学校和各企业事业，都要放手发动群众摆敌情，查坏事、忆疑点、追坏人，顺藤摸瓜，大打“清队”人民战争，决不放走一个阶级敌人。同时还组织一批专人仔细清查“敌伪”档案，从中查找阶级敌人的线索。

“清队”耗费大量人力、财力。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背景下，在没有法治约束和党的有关政策被忽视的情况下，“清队”带有强烈的主观随意性，往往成为派性争斗、打击报复和处理一些所谓“历史问题”的堂皇理由。“清队”运动是在对社会主义阶段仍然不断产生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错误判断基础上付诸实践的。虽然要求在“清队”中要注意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严格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但此项运动本身是在“左”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运动所要求的“稳、准、狠”原则实际上搞的是冤、假、错案。

1970年1月和2月，党中央分别发出指示和通知，大规模地部署开展“一打三反”（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和反对铺张浪费）。但运动的重心，在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运动再次酿成大量冤假错案。在四川，“一打三反”和“清理阶级队伍”结合起来，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一打三反”是“清队”的继续，打击了大批普遘群众。它和“清队”一样，同样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错误指导思想在实际工作中的具体体现。7月29日，绵竹县革委会正式成立“一打三反办公室”，负责部署“一打三反”各项工作。

根据省委、地委相关文件，中共绵竹县委（1971年4月，恢复中共绵竹县委）要求：一是“清队”“一打三反”定案处理，是一场打击阶级敌人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严肃政治斗争，直接关系着巩固“清队”“一打三反”运动的成果，关系着“安定团结”方针贯彻落实。二是要摸清需要定案处理和定性结论对象的底细，凡以“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现行反革命”名义经权力机构批准进行揪斗了的和揭发出的大、中、小经济案件以及非正常死亡的人，都要弄清问题，进行定性处理，作出正确结论。三是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要实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和给出路的政策。四是党委（党支部）要切实加强领导，统一安排部署，各单位、公社要有领导分管，并应组织一定力量来做，作到善始善终，负责到底。

1970年3月27日，党中央又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对“五·一六分子”进行清查。在四川，一个被称为“三老会”（老红军、老干部、老党员）的“反动”组织也在这期间被捏造出来。于是，从1971年起，全省集中开展了“一批双清”运动。“批清”中无中生有的做法使得许多人被冠以莫须有的罪名蒙受冤屈，遭到迫害。截至1971年底，全县有260名干部在“清队”“一打三反”和“批清”运动中接受审查，有21名干部在运动中被开除清洗。其中：叛徒、特务和现行反革命分子3人，文教系统查出阶级异已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10人，财贸系统开除公职、判刑或扣捕8人。

1971年“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后，“批清”运动停止。事实上，“批清”运动是林彪、江青借清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三老会”，将反对过中央文革及他们一伙的干部、群众，强加罪名，横加迫害。1973年落实“清队”“一打三反”的政策，纠正1971年开展的“批清”工作扩大化错误，对被错整的干部和群众做细致的思想工作，恢复名誉，安排工作；按政策清退、销毁“批清”中的材料。对因此而撤职、停职、扣发工资、未恢复党组织生活及影响工作使用的，都分别进行了妥善处理；对在“批清”中被拘留审查的人员进行了复查。纠正“批清”中的错误虽然为不少人平反了冤错案，但并不能从根本上改正当时“左”的错误。

三、“改革不合理规章制度”和“教育革命”

“斗、批、改”运动还包括“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事实上，从“文化大革命”爆发起，原有的所有规章制度已无法正常遵循。各企事业单位为保证工作和生产秩序而订立的许多规章制度被当作“资本主义”或“修正主义”的“管卡压”而废止。所谓“教育革命”可称为“改革不合理规章制度”的“典范”，突出表现在对中小学原有办学模式和大专院校原有招生模式的“革命”上。

1969年2月24日至3月18日，省革委召开了“教育革命座谈会”。会议提出了一整套新的中小学办学模式，具体如下：一是在工厂、公社、大队各级革命委员会的一元化领导下，建立以工农兵为主体，革命师生参加的教育革命领导机构；农村的公办小学要陆续下放到大队去办；城市的中小学，试行定厂办校，或工厂、街道、社队联合办校。二是各工厂、企事业单位原办的子弟学校，应彻底改变那些特殊化的东西，归当地革命委员会统一领导，实行划片招生。大部分教职员应下放到社、队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担任教学工作；县区可根据需要，保留少数教职员，办普通中学和专业性学校（包括师资培训）。三是城市中学，提倡下放一部分到农村去办；学校规模过大的，应适当分散、划小，有利于合理布点，工农子女就近入学，有利于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对学校的领导、管理。四是积极建设起一支强大的工农兵兼职教员队伍，占领学校教学阵地。五是农村公办小学教员下放大队，实行民办公助。原则上是就地下放，插队落户，实行评工计分加补助的办法。

4月8日至14日，绵阳地区革委召开教育革命座谈会，传达经毛泽东批示“同意”，中共中央批发的《全国教育工作会纪要》，研究贯彻川革委下发文件的意见。会议根据绵阳的实际决定：组织“工人宣传队”“贫下中农宣传队”“军人宣传队”，根据不同学校情况进驻各类学校，掌握教育革命领导权；小学学制由6年改为5年，高、初中学制由6年改为4年；废除高考和统一分配制度；实行学校与工厂、社队“两挂钩”，半天学习，半天劳动，以阶级斗争为主课，以“三大实践”为课堂，规定学生要学军、学农和学工；农村公办小学一律下放到大队办，教师在生产队评工计分，分配口粮（1971年1月，停止执行，仍由国家供应口粮）。

不久，全国上下开展清理阶级队伍，不少教师被错划为阶级敌人，甚至被撵出教师队伍。这些教师长期受到不公正待遇，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经过“拨乱反正”，他们才得到平反昭雪。

这场为阶级斗争服务的所谓“教育革命”，打乱了绵竹县各级学校教学秩序，完全违背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当然无法促进中小学教育事业发展。在培养目标上，“四人帮”出于政治需要，提出要培养“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革命接班人”，其结果是遵守纪律、努力学习的学生被贬为“五分加绵羊”，而闹无政府主义严重的人和“白卷先生”被视为“英雄”和“革命接班人”。在学制的改变上，解放后的实践证明在师资、教材、设备尚不具备的情况下改变学制是不可行的。同时，取消各级各类学校招生考试制度，采取“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备案”的招生办法，这样不仅不利于选拔人才，还助长不正之风。教学环境也被破坏，学校原有的制度一律被视为“管、卡、压”，是“资产阶级的黑货”，鼓励学生“造反”“砸烂”。同时，把广大教师和学生当做改造对象，过多地强调劳动时间。随后，把公办小学下放到农村办，教师回原籍，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些措施造成学校教学秩序混乱，学生不能在学校系统地学习专业基础知识，教师教学水平迅速下降，地位不断降低，无法培养出真正的人才，使后来国家建设人才青黄不接。

中共绵竹市委党史办公室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