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造反组织非法夺权和批斗各级“当权派”

一、造反组织非法夺权

在“一月风暴”上海“造反派”夺权的消息传来后，绵竹县的群众组织成立所谓的“大联合筹备处”，纠集城乡派性组织联合于1月25日晚采取行动，在县委机关进行夺权，并接受了县委、县人民委员会的印章。随后，大联合筹备处写出联合公告，召开电话会，宣告由“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临时接管县的党政权力”，夺了县委、县人委的权。接着，各单位、公社也相继被非法夺权。

造反派夺取党政权力是在错误路线指导下的错误行动，由此引发了“打倒一切”的全面内乱。夺权任务完成后，造反派作出决定，勒令当权派参加劳动。在县委进门的空坝上搭建一顺大字报棚，为大批判提供场地。从此，全县各级党政组织及办事机构完全瘫痪，从县委书记到生产队长，从厂矿的厂长到班组长等，都成为了运动中被揪斗打倒的所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牛鬼蛇神”和“封资修”的代表。

1967年2月，绵竹县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在县剧场召开为期三天的全县各群众组织代表会议，成立以群众组织代表为主，有军队干部、革命干部、政法干部、贫下中农等代表参加的绵竹县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权力临时接管委员会，由蒋士云、文时茂、吴明友、刘长文、朱寿全、蒋万发、黄伯兴、何元章、李泉水、韩伯高、白守兆、李根源等人组成，办公室设在县招待所。此后，勒令县委及各部、委领导，县人委及其科、局长以上领导干部到招待所报到，规定五条禁令：不准上街；不准接触外人；老老实实检查自己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由造反派随叫随到接受批判等。还分别在绵竹剧场和公园广场召开批判大会，将大小“当权派”弄去接受批判。

1967年2月19日，成都军区派飞机在绵竹县城上空散发了《中央军委给成都地区革命群众的一封信》（公开信宣传了中共中央1月14日《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宣传了《军委八条》，指出“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四川大学“826战斗团”等造反派把斗争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向军区静坐示威的行为是错误的），县人武部和政法部门统一组织力量逮捕“反革命”，被抓了“反革命”的派性组织受到沉重打击。同年4月，根据中央文件精神，被逮捕的人释放。5月7日，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下发后，全盘否定了“二月镇反”，释放了被押群众。原受压制的群众组织兴起，被认为“保守”的群众组织纷纷被解散，有的重新组合，成立新的组织；有的群众加入所谓的“造反”组织。这时的群众组织受四川，特别是成都的影响，围绕对刘结挺、张西挺的态度，又分裂成绵竹的“红成”派和“东方红八·二六”派对立的两派，双方展开了无休无止的斗争。

二、批斗各级“当权派”

1967年5月18日和8月17日，《人民日报》先后发表毛泽东的重要批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革命的主要对象是混入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批斗各级的“当权派”愈演愈烈。1966年12月，绵竹地区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从教育系统开始。以重点批判“三家村”为标志，拉开了全县“文化大革命”的序幕。1966年12月17日，绵竹县教育系统群众组织“小教兵团”在原老川剧团剧院集中全城区中小学教师及部分其他单位的干部数百人举行批判“三家村”斗争大会。批判斗争当权派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形式和内容。期间，不少当权派被抄家，肉体受到摧残，子女受到牵连，家人遭受歧视打击。广大基层干部也饱受磨难。由于打砸抢抄抓盛行，社会主义法制遭到严重地践踏，各级党政机关曾经几度陷于瘫痪状态。

中共绵竹市委党史办公室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