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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四川省绵竹市历史》之“文化大革命”在绵竹兴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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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1-07-26
1966年,正当国民经济的调整基本完成,国家开始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运动逐渐发展成矛头指向党的领导层的政治运动。一场长达十年、给党和人民造成严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毛泽东发动这场“大革命”的出发点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但他对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错误估计这时已经发展到非常严重的程度,认为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过去几年的农村“四清”、城市“五反”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采取断然措施,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才能揭露党和国家生活中的阴暗面,把所谓被“走资派篡夺了的权力”夺回来。很快,社会出现动乱,绵竹县也不例外。面对这种大乱,当时县委在对“文化大革命”不完全理解的情况下,仍努力按过去搞政治运动的做法,试图加以领导和引导。但这种努力很快就被“造反有理”的逻辑所否定,“文化大革命”在绵竹县也被猛烈地掀动起来。 第一节 在县委领导下开始“文化大革命” 一、传达“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并下发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通知》要求全党:“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任使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1966年5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文化大革命”正式发动的标志。这次会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 在“五一六通知”的影响下,5月23日,四川省委发出《关于组织学习中央五月十六日通知展开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几个问题的通知》,对全省学习“五一六通知”进行了初步部署。5月26日,绵阳地委召开常委会议,学习“五一六通知”,后又召集17级(相当于准团级)以上党员干部传达学习“五一六通知”,动员干部群众参加“文化大革命”,并决定从地委组织、宣传、工交、财贸部门抽调干部,组成“文化大革命”办事机构。5月28日,地委召开县委书记会议全面部署,提出地、县机关传达贯彻“五一六通知”的步骤作法、传达范围、组织领导及其注意事项,重点引导各级党员干部学习“五一六通知”,批判《二月提纲》,斗争锋芒是揭露所谓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揭露批判混进党和政府以及文化领域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五一六通知”下达后,根据四川省委的相关通知精神,中共绵竹县委成立了“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由武锐、雷金生、贾秉礼、张真、刘津海等人组成,武锐任组长,雷金生任副组长,下设办公室,由贾秉礼负责办公室的领导工作。办公室成立后,仿照外地做法,派出工作组到绵竹中学、初中校(今南轩中学)、各区中学和文化系统,发动学生及职工揭发“反动学术权威”。由于各校学生对“文化大革命”理解的差异,对本校领导看法和所持态度的差异,学生之间一般分化出两派,或为造反派,或为保守派。工作组到来后,纠缠于两派之间,虽然进行了一些矛盾化解工作,但由于“文化大革命”本身的错误和目的不明确,工作组仍然难以处理好两派之间的矛盾,导致工作组成为大家质疑的目标。最终,按照上级安排,“文革领导小组”只得撤回工作组。在县委成立“文革领导小组”的同时,各相关单位也相继成立了“文革领导小组”,对干部职工按照一、二、三、四类人进行分类排队,并准备批判三、四类干部。 5月31日,县委召开全县中、小学负责同志会议,县委书记武锐作了“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传达和动员。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号召群众起来进行“文化大革命”。1966年6月6日,县委在人民公园广场召开有城区居民,合营、合作、社会商业人员参加的万人群众大会,声讨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邓拓、吴晗、廖沫沙、张黎群(1950年在团中央工作,参与创办《中国青年报》并任总编,“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夕任绵阳地委副书记,曾来绵竹检查工作)的罪行”。6月7日、9日、10日、14日晚,城区各单位机关、企事业单位职工,高初中学生连续开大会口诛笔伐和张贴大字报,声讨李亚群(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联党组书记)、张黎群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 7月初,四川省委遵照西南局的指示,力图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将“文化大革命”控制在适当的范围内:一是要求“文化大革命”在各级党委、党组的领导下进行。二是要求“文化大革命”要与经济生产协调起来。三是要求“文化大革命”要与“四清”运动协调起来。四是要求“文化大革命”的范围应加以限制。7月21日至22日,绵阳地委召开县委书记会议,讨论如何进一步深入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问题。要求各县县委要召开县、区、社三级干部会,时间安排应在半个月以上,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揭发、大批判的错误方式,向县、区机关中的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代表人物”展开斗争。 8月8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8月13日,《人民日报》在《学习十六条,熟悉十六条,运用十六条》的社论中指出,“十六条”是在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下制定的。这十六条,贯串着一个基本精神,就是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十六条”公布后,揭发、批判再次升级,无数大字报不仅仅只贴在学校和机关,而是贴到了许多繁华街头和公共场所,形成了空前规模的“大鸣”“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大辩论的场面。绝大多数人不管主动或违心都陷入到揭发、批判他人之中。 8月24日,县委发出大学习、大宣传《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和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的通知,要求各社、镇统一组织宣传队伍,通过各种大、小会议,集中地、详尽地向农民、居民宣传《公报》和《决定》以及毛主席关于“把人民解放军和工厂、农村、学校、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都应该成为一个革命化的大学校的号召”。县内一切文化、艺术单位和团体应将上述文件作为主要宣传内容,排演有关宣传节目,要把一切能够使用的宣传工具全部使用起来,造成宣传运动的声势。 在这段时间,县委一方面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按照上级的部署开展工作,一方面仍坚持不懈地领导县、公社各级党组织和群众抓生产,特别是抓农田基本建设和支农工作,并于1966年8月30日成立了县农田基本建设指挥部,指挥部由17人组成,县委副书记张理明任总指挥,副县长张方恺、徐新保、人武部部长张心善任副总指挥。 “文化大革命”的开头半年,受历史条件的局限,中共绵竹县委同全国绝大数地方党委一样,执行所谓“资产阶级反路线”,随着运动不断扩大,各级地方党委也陷入被批判斗争的被动地位,逐步沦于瘫痪,并最终完全丧失对运动的领导权也是必然的。 二、造反组织的成立及活动 1966年,绵竹县级各大系统和学校相继成立“机关造反司令部”“公检法造反司令部”及“红卫东”等红卫兵组织;各工矿成立“成都工人造反兵团绵竹兵团”等;各公社、大队也成立“贫下中农造反司令部”“孺子牛战斗队”等不同名字的红卫兵造反组织200多个。其中,“成都工人造反兵团绵竹兵团”人数最多,各工矿、公社基本成立“成都工人造反兵团纵队”。 自以为成为“革命”“造反”象征的红卫兵们冲出校园,走上街头,展开声势浩大的“向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发动猛烈攻击”的“破四旧”运动,进行大串连,播撒所谓“革命火种”。“破四旧”最直接的做法就是抄家,此外还毁坏了许多名胜古迹和文物,捣毁了许多寺庙里的塑像。几天当中,红卫兵们冲进机关、学校、文化艺术场所乱抄乱砸,发出破“四旧”、立“四新”的呼吁书1.6万多张,张贴破“四旧”的大字报1000余张,把某些自认为带有封资修色彩的“四旧”物资、书籍,有的当场砸毁,有的没收后在县人委礼堂展览了十余天。与之相对,为了“立四新”,红卫兵组织通过县人委发出《更改13条街道名和7座桥名的通告》,如将原大北街更名为“反帝路”,将庆云街改名为“红光路”等,原以街道命名的学校、商店、储蓄所,在街道名称更改后作相应的改变。对传统小吃的饮食店,如陈凉粉、骆抄手等都换了新的招牌。同时,城镇街道所有醒目的地方都刷上了毛主席语录,连街道的门面也漆成红色。毛主席像章、毛主席语录被大量印制。 在“破四旧”的同时,前赴后继的红卫兵全国大串连也开始了。1966年8月,县委为了支持红卫兵运动,从城区各中学选出400名“红卫兵小将”赴京串连,接受毛主席的检阅,10月31日,下午2点,赴京革命师生回县。进入9月下旬,绵竹红卫兵和第一批成立“革命组织”的单位开始走上街头张贴大纸报,提出了炮轰县委、县人委的口号。 进入10月中旬,大春收割完毕后,各单位的革命造反运动,掀起了新的高潮,群众组织相继建立,基本上每个大一点的单位都有两个以上观点大同小异的革命组织。他们都自诩为最正宗的“造反派”,是最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往往为一些暂时没有取得共识的问题,动辄就到社会上展开争论。由于群众组织之间观点的分歧不断加剧,为以后绵竹的武斗和派性冲突埋下了伏笔。 10月,县委书记武锐、县委常委张真赴蓉参加省委县委书记会议。返县后,他们即为派性组织挟持勒令进行反省检查。同时,派性组织勒令县长谢盛培作书面检查,并且将他们三人的检查材料印发各公社(镇)及其单位。12月,武锐到派去工作组的学校、单位做检查。雷金生、曾立基、张伯乾等也分别到农村的“文化大革命”随“四清”工作进行的公社检查。这时,除了原有的红卫兵“长征军”“山鹰战斗队”“卫东彪战斗队”“红色造反团”等组织外,县级机关、企事业单位、厂矿的职工和小学教师出于对毛泽东的朴素感情,也陆续成立群众组织。平日里,革命组织的主要革命任务是转抄各地大字报和传播“小道消息”。 除了“破四旧”和大串连,红卫兵最普遍、最激烈的“革命行动”就是在继续开展激烈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同时,批斗所谓“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物。伴随着“炮轰西南局,火烧四川省委”“打倒李井泉,解放大西南”的大幅标语,“炮轰绵竹县委”等大标语、大字报也遍布街道。12月17日晚,在川剧场由县委副书记雷金生代表县委向机关干部做检查,后将县委的集体检查印发至全县;各系统也分别揪斗“当权派”,并勒令县长谢盛培将检讨印发到全县,使全县各级党、政组织普遍受到冲击,机构呈半瘫痪状态,学校早已停课,有的工厂也停工。红卫兵们在批斗中使用了许多非人道的做法。红卫兵们狂热的做法,体现出他们缺乏社会经验和政治上的幼稚,不仅给许多人造成了严重伤害,也给社会带来了重大损失,破坏了整个社会正常的秩序。 三、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 1964年以来,绵竹县广大干部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运动。1965年7月,县委广泛地传达廖初江、丰福生、黄祖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经验。县级单位召开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经验交流会。“文化大革命”中,这一运动也仍在继续。 1966年9月12日,县委成立学习毛主席著作办公室,由县委直接领导。10月22日-28日,县委从全县挑选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标兵15人组成讲用团,以区成立讲用分团,以公社开展讲用活动。在县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讲用团的推动下,各公社、大队挑选学习毛主席著作标兵445人,到大队、生产队更广泛地讲用,开展大、中、小型讲用会318次,受到教育的15万多人。 10月6日至11月1日,县委“学习毛主席著作办公室”举办三期学习毛主席著作训练班,共培训学员3820人。训练内容以学习毛主席著作“老三篇”(即《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为主,另外学习10条关于为人民服务的毛主席语录和刘英俊、唐业成、姚文德、32111钻井队、焦裕禄等英雄、模范事迹。 11月10日晚至11日,县委召开全县党员大会,4000余名党员出席。11月12日晚至13日,县委召开全县贫下中农代表会议,9719人出席。会议向全县各人民公社全体干部、社员和贫下中农社员发出倡议,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两次会议议程基本一致,第一天晚上学习“老三篇”,正式会议期间,上午听动员报告,下午讨论和大会发言,表决心。 11月22日至27日,县委召开工交、财贸系统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会议,到会代表617人。会议学习中央领导同志《关于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新阶段的指示》;交流了活学活用“老三篇”,以“老三篇”为思想武器,一心为公,狠斗“我”字,在改造主观世界上狠下功夫的经验。 1967年5月,县委召开政治工作会议,会议总结了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组织群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六条基本经验,包括认真解决突出政治思想工作的认识问题;突出政治就是突出毛泽东思想;大抓狠抓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坚持正面教育;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建立健全政治工作制度,保证政治工作经常化;各级政工人员和领导干部要带头突出政治,学习毛主席著作。 1967年,县委宣传部被“抓革命促生产委员会政治工作办公室”取代,为了贯彻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和党中央的号召,政工办公室配合生产,抓了农村政治思想工作。首先在清道和东北两个公社进行典型调查,向干部群众宣读中央的公开信和“老三篇”等有关著作、社论,提高干部群众大抓春耕生产的积极性。接着又派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深入农村加强“双抢”战役中的政治思想工作,宣传队的任务是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活学活用,促进人民群众思想革命化,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协助各地党委,健全大队、生产队的领导班子,依靠群众解决生产中的大问题。 虽然部分“文化大革命”期间开展的学习毛泽东著作运动的出发点是为了促进和鼓励生产,但学习毛泽东著作中出现的教条化、庸俗化的现象同时也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个人崇拜的表现。
中共绵竹市委党史办公室 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