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农村基层“三反”

1960年7月8日，绵竹县委召开了以农村“三反”为中心的五级干部会议。出席会议的共2296人，除了公社、管理区绝大多数干部参加外，生产队长和社员代表约占55%。8日上午张廷和书记向大会做了开展“三反”运动的动员报告，紧接着以区分成公社及管区级干部一组，生产队干部和社员代表一组，进行讨论政策，提高认识，检举揭发和交代问题。这次运动自始至终地以粮食和猪只问题为中心，截至7月14日，在大小会上或会下主动交待问题的1241人，群众检举材料共3152人。共反出贪污款76,186元，查出隐瞒私分粮食482万斤，贪污盗窃粮食103万斤。

7月26日，绵竹县委办印发了《关于农村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安排意见》。《意见》指出“三反”的目的是改进干部作风，必须贯彻边反边改。关键是从运动一开始就必须自始至终地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必须结合生产，抓好生产，做到生产和“三反”两不误，双丰收；必须依靠支部的优秀骨干来团结一批觉悟高的贫农、下中农积极分子形成“三反”的坚强领导核心，以保证运动深入健康地发展；必须明确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他们当中虽然也有一些缺点，但问题不大，基本上是好干部。

根据县委安排，农村“三反”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7月25日至27日三天时间，主要做好摸底排队，思想发动，检查验收；第二阶段：7月28日至8月5日，进一步地深入发动群众，揭发问题，把问题搞深搞透；第三阶段：8月6日至8月10日，以五天时间，主要进行政治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

在“三反”运动中，社员里面不进行“三反”，重点是整顿干部作风。其次是农村基层干部的十条纪律，同样适用于“三反”运动。第三农村“三反”，国家机关一般不参加。公社工业、供销社、小学等一般不参加，但负责人可以参会，涉及到有关问题可做检查。四是贪污时间的计算，一般应以公社化后，算账前为界限清算贪污，但是对于过去贪污没有交待或交待不彻底的仍要交待；五是必须及时抓紧退赃。六是“三反”运动不能让“五类分子”参加，应对他们开训话会。七是对揭发、检举所掌握的材料必须走群众路线和用阶级的观点去分析研究，从群众中查证属实，防止简单粗糙。

在全县铺开“三反运动”前，县委先在板桥公社进行了试点，并将试点第二阶段报告转发给了各区委、公社党委、各公社“三反”领导小组，请各单位予以参考。

板桥公社“三反”试点第二阶段主要是召开社员代表会议，以“三反”为中心，紧密结合生产，深入发动群众，“大鸣”“大放”，上下夹攻，揭发检举管区以上干部的问题。从7月9日开始到14日结束，历时六天，基本上将管区、公社的问题揭发暴露出来。7月15日以后转入以管区为单位，集中解决生产队一级的问题。

在第一阶段之后，“三反”政策初步为干部和群众了解。板桥公社一方面分级召开干部会、党员会，进一步讲明“三反”的意义和政策，指出开展“三反”的必要性，表明不获全胜不收兵的态度。分别提出不同要求，号召公社、管区干部开门见山，自觉“下水”，彻底交待。又对生产队干部加以教育，使其解除顾虑，大肆揭发。另一方面召开团员会、积极分子会、代表会，并以食堂为单位召开社员大会，号召他们揭发检举提问题，找疑点，同时公布账目，采取上下对口，实物核对，群众核对，群众核查，找漏洞，查缺口，这样矛盾迅速出现，干部问题则陆续暴露。

坦白暴露问题后，为使问题揭发渗透，会议除了采取两套人马（一套人马领导小组斗争，一套人马发动群众揭发检举）外，又采取了四结合查账：算账与群众揭发检举相结合；“大鸣”“大放”与查证研究相结合；大会震动与小组揭发相结合；个别谈话与群众攻心相结合。截至7月16日止，全社共揭发出有贪污问题的133人，共贪污11267.16元（包括实物折款）；在粮食方面共揭发出贪污、盗窃、隐瞒、私分13617斤；在猪只上，揭发出来的问题相当严重，公社化以来全社猪只非正常减少3483只；在浪费上，主要利用职权，多吃多占多买，或者比阔气讲排场，借迎接检查团为名，大摆筵席进行挥霍浪费。此外，群众还揭发板桥公社有相当一部分干部违法乱纪，有强迫命令的作风。

公社、管区干部的问题揭发出来后，大力组织查证，追退赃款，退赃1500元（包括实物作价）。生产队一级干部还以管区为单位采取边生产边运动的方式进行。在做法上一般是上午全力参加生产，干部和积极分子在群众中一边生产，一边了解情况，谈问题，摸情况；下午干部和积极分子一批参加运动，一批参加劳动；晚上以对象所在的单位吸收全体社员参加。通过在运动中贯彻政策，宣传政策，把党的三反政策在群众中讲深讲透，同时大胆发动群众，认真依靠群众，特别是广大贫农、下中农积极分子，板桥公社的“三反”运动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中共绵竹市委党史办公室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