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导致了国民经济各项比例严重失调。1959年庐山会议开展的“反右倾”，打断了毛泽东最早察觉并提出进行的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经济上继续“大跃进”，加上自然灾害，粮食等农作物连年减产，中国已经处于极其严重的经济危机当中。从1960年起，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0年11月，党中央发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要求全党坚决纠正农村工作中“左”的偏差。

1961年1月，八届九中全会正式提出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这表明“大跃进”运动实际已经停止，国民经济转入新的轨道。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通过发扬党内民主，调整党内政治关系，对战胜困难，进一步调整国民经济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党中央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着手制定了“工业七十条”“农业六十条”“科学十四条”等一系列具有长远指导意义的文献。到1963年国民经济形势明显好转，到1965年基本完成了调整任务。

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绵竹县各级党组织在思想认识不断提高的基础上，也紧随全国的步伐进行调整。三年经济调整取得的成效是巨大的，农村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经济体制，解决了城市、农村大范围的饥荒问题。在调整国民经济的同时，政治上也纠正了过去一些“左”的错误，对在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被错误处理的干部进行了甄别平反。绵竹经济和全国一样，走出了低谷，经济形势开始好转。

第一节 整风整社，突击改进落后状况

一、农村整风整社

1958年“大跃进”、公社化运动急于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片面强调高速度追求高指标，加之农业遭受持续三年自然灾害，粮食大幅度减产，国民经济陷于困难境地，城乡人民生活水平急骤下降，党和人民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党中央决心调整政策，纠正错误，战胜困难。

从1960年下半年起，党中央开始对农村经济政策进行调整，先后发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农业六十条”、《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重申“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彻底清理“一平二调”，坚决退赔；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家庭副业；坚持按劳分配原则；恢复农村集市贸易等。

1960年12月1日至10日，绵阳地委集中地、县委领导和各部门负责干部、区委书记、落后公社党委书记共560人，学习中央“紧急指示信”和省委贯彻中央指示的具体规定。地委第一书记李林枝、第二书记彭华在会上发言，检查了绵阳地区“大跃进”以来的农村工作，揭露和批判了“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12月12日，地委发出《关于当前整风整社运动中几个问题的指示》，部署在全区开展整风整社，提出整风整社从抓生产、生活入手，宣传政策，发动群众，揭发问题。这次农村整风整社分两批进行，第一批于12月中旬至1961年2月底，在绵阳、三台、安县、中江、遂宁等县的387个公社进行。

中共绵竹县委在农村整风整社中结合建党建团，进行组织思想建设，整顿领导班子，在公社以下基层干部中开展了反对弄虚作假、主观蛮干、强迫命令、违法乱纪、干部特殊化和生产瞎指挥等不良歪风。着重抓新老干部思想、作风教育，解决团结问题，能当干部的作适当安置，不适合继续任职的作适当调整，使留者安心，去者心服，群众满意。但同时这次整风整社运动，错误估计了农村形势，出现了处理面大、处理偏重和错处理现象。

二、清理平调，纠正“共产风”

在“左”倾错误已经暴露和造成实际危害时，党中央召开了一系列重要会议，从1959年春到1960年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不过这些调整仍然是在充分肯定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前提下进行的。通过向广大干部和群众大力宣传《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使人民群众懂得人民公社的性质基本上是社会主义好，在现阶段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应有一个过程，克服了去年入冬以来的一个时期对共产主义误解的某些混乱思想。

清理平调，纠正“共产风”，是结合1960年分配结算和1961年落实“三包一奖”（包投资、包产量、包工分、超产奖励）和搞好生产队“四固定”（土地、耕牛、劳动、农具固定到队），签订生产合同，有步骤地进行。为了加强对平调退赔工作的领导，县委成立了清理平调退赔小组，统一归地委领导。1960年11月，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十二条”），开始调整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县委立即着手坚决反对和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强调坚持队为基础，三级教育，放手发动群众，开展了整风整社运动。各级党组织把这封紧急指示信原原本本地传达给全体党员和干部们，传达给农民群众和全体职工们，反复解释，把政策交给群众，发动群众，监督党员干部，认真地、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

1961年1月25日，中共绵竹县委整改办公室发布了《关于处理“一平二调”中实物折价标准》，要求各公社遵照执行。此标准是按照市场全新价格为准，在具体处理中必须和群众商量，折成计算决不能硬套，粮食、种籽、油料作物和农村土特产品一律按照当地收购价计算。一是土地问题：临时占用土地一律按照1958年调加后常产30%交租，农业税业主双方分别按照规定负担；水田大小春按照三七分成，旱地大小春按照四六分成交款，一律按照国家规定计算；征用土地按照1958年调加后征收常年补偿三年的产量，但应具备征用手续；青苗补偿办法一律按照民政科的规定。二是劳力问题：属于搞大协作、形式主义，卫星路、坝等调用之劳力每工最高不超过两角（包括伙食）；属于本公社修路、办厂和搞福利事业，每工最高不超过三角（包括伙食）；属于县修公路、各厂搞基建、修水利等每工0.4-0.5元（包括伙食）。三是房屋问题：属于租用，草房每年每间0.5-1元，瓦房每间每年0.8-1.5元（用户修补）；属于基建、水利、修路、办厂等集体的拆毁房屋，瓦房每间15-25元，草房每间5-10元。如果业主拿回所有的旧料者，则付给两年租金。四是耕牛问题：调用耕牛无法退回耕牛者，一律按照耕牛入社时的折算价付款；租用耕牛按高级社的牛工资付租金。

清理平调，为扭转农村形势，调动社员的积极性起了很大的作用。纠正“共产风”后，广大人民群众对公社和个人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比过去爱护，浪费现象大大减少，家禽家畜有了很大的发展。

这次整风整社，基本纠正了公社化、“大跃进”出现的“一平二调”的问题，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绵竹县委召开了县、区、公社三级干部会议，传达省委三级干部会议精神，学习讨论人民公社条例，以及中共中央有关退赔、商业、手工业、林权划分问题的规定；联系绵竹县实际，总结了搞“一平二调”、刮“共产风”、平均主义给生产和人民生活带来的严重损失，使广大干部受到一次深刻的政策和实事求是原则的教育。清理平调并退赔，从一定程度上纠正“大跃进”以来的“共产风”、平均主义，承认财产所有权，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广大社员的生产积极性，有力地支援了农业生产建设。

三、包产到组的再次出现和夭折

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相当于原来初级社规模的生产队以后，农民生产积极性有较大提高，同时，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又在许多地方自发地搞了起来。1960年11月，党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规定，坚持生产小队的小部分所有制，劳力、土地、牲畜、农具固定给生产小队使用，生产队对生产小队要实行包产、包工、包成本和超产奖励制度。党中央发出《关于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指示》明确指出，就大多数情况来说，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是比较好的。省委从11月起组织工作组开展调查和试点，在此基础上推出四川农村的核算模式“一包两定，余粮归生产队”的大包干办法。

从1962年开始，按照中央、省和地委精神，绵竹县开始全面实行“一包两定”分配大包干制度，生产队生产的粮食除了完成国家征购和上交大队提留粮外，余粮归生产队支配。在现金上，生产队只保留小部分调剂权（主要是积累生产费用），耕牛、农具归生产队所有，解决了与生产队之间的矛盾，特别是粮食分配上的矛盾，把分配的大部分权力转移给了生产队，进一步调动了生产队和社员群众的积极性。

1962年7月，全国已有20%的农村实行了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效果大都较好，很受农民和基层干部的欢迎。但在1962年8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批评了邓子恢等人支持包产到户的做法，认为其是代表富裕中农要求，甚至是站在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反对社会主义。会后，包产到户的做法被基本否定。1962年5月23日，绵阳地委转发地委工作组到潼南县（今重庆市潼南区）纠正包产到户错误的报告，要求坚决纠正包产到户等单干活动。同日，地委办公室发出《关于少数生产队包产到户等单干活动情况的报告》，指出包产到户等单干活动情况，在全区各县都有少数公社程度不同的存在着，这些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大部已经纠正过来，但在已经纠正的生产队，还有部分思想工作做得不透，纠正得不彻底。

1962年10月13日，绵竹县委办在《关于当前农村中两条道路斗争的反映》中错误地指出，绵竹县农村在坚持集体化和企图恢复单干之间的斗争非常突出，表现在思想情绪上：一是反对走集体化的道路，积极主张单干；二是软拖硬抗，消极怠工，该收不收，该种不种，有意拖垮集体，实现单干目的。表现在具体行动上：一是公开要田要牛，并积极准备私有，实行单干。据不完全统计，全县发生公开要田的214个生产队，占11.19%，603户，占总农户的0.8%。发生公开要牛的126个生产队，占6.59%，192户，占农户数的0.25%，已经要回的有2户。发生公开要农具的，352个生产队，占18.42%，1330户，占总农户的1.78%，已经要回的有567户。二是大量开荒，侵占集体耕地，多划自留地。从1961年就发现，到1962年大春已发展到比较严重的程度，全县发生侵占集体耕地的达822个生产队，占43.4%，5374户，占总户数的7.17%。三是固定到组，全县有155个生产队，占8.1%，其中固定的42个队占2.2%。已经固定的，就打算搞四级核算，不要生产队而独立自主。四是包产到组到户。全县1911个生产队，发生包产到组的有13个队，占0.68%。包产到户的76个生产队，占4%。在76个包产到户的队中，其性质真正属于搞单干倒退活动的只有7个队，占包产到户总队数的10.2%，全生产队总数的0.37%。另外有68个队，其性质不完全属于单干倒退活动，有的是属于单干范畴，有的是责任制度不清，有的干部自私占便宜，有的是为了克服展示困难等原因。

受当时历史条件的局限，1962年10月21日，中共绵竹县委在通知中错误地指出，纠正包产到户到组的问题，这是关系国家命运和两条道路斗争的严重问题，必须教育群众，认识这一问题的严重后果，坚决纠正。要马上确定，凡是由生产队包下去的各项作物，由生产队将产品统一收回来，进行统一分配。至于用工、用种、用肥，按照实际情况，评定合理报酬，工分按照定额计算，评定用工、种子、肥料，按生产队一般标准计算。价格按照一般的平价计算，至于分户包种包收的花生，按照原规定办法处理。在处理时对用工多确实生产好的组、户，许给一定的奖励工分。此外，属于干部带头搞起来的，应由干部向社员表示态度，承认错误，以利动员群众，共同纠正。

四、培养和提高干部政治理论水平

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给县以上党委发布了《关于读书的建议》，建议认真阅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两本书，县委在此后成立由县委主要领导24人组成的中心学习小组，认真学习这两本书，并且结合学习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等哲学著作和《论十大关系》《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等一系列文章著作，认为生产“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暴露出的刮“共产风”等非马列主义的东西中反映出县委的理论水平不高。针对这种情况，省委宣传部先后拟出了两批实际工作中反映的理论问题，要求各级党委组织人员进行专题研究。

1959年5月，中宣部副部长张子意在成都理论工作座谈会上讲话，传达了毛泽东对公社化运动中普遍否认价值、价格、等价交换等经济法则的批评，指出理论队伍薄弱，从建设事业的突飞猛进和国际形势来看，加强理论工作已是十分迫切的任务，希望大家对“大跃进”和公社化中提出的许多新问题立即从理论上加以研究，阐明解决，再不研究就要犯错误，并且列举了应当研究的问题。同年底，县委宣传部发出关于大力培养提高理论工作队伍的意见。受其影响，1959年12月13日，县委宣传部在《关于开办党校轮训基层党员干部的计划》中错误地指出，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取得胜利的基础上，要加强对农村党员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以便进一步从理论上、思想上粉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进攻，保卫党的总路线，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人民公社，实现1960年农业生产的继续“大跃进”。

根据省委、地委指示精神，县委决定开办党校，轮训生产队长以上的党员干部，计划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结束以后，以一年的时间，将公社委员及管理区和生产队一级的主要党员干部，分期分批的轮训完毕。县委党校的任务，是负责培养训练公社党员委员，管理区和生产队一级的主要党员干部，使他们初具马列主义基本知识，党的基础知识和以总路线为纲的社会主义教育，以增强农村基层领导骨干的思想水平，从而加强党对农村基层工作的领导。学习的文件包括《中国共产党章程》、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八届八中全会的公报和决议、刘少奇同志《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等。

1960年，全县大办党校、业余政治学校和红专学校，基本上达到每乡一个，各机关、学校、厂矿、农村还普遍成立了毛泽东著作学习小组。据不完全统计，这样的小组全县共有500余个。在理论辅导方面除原有的二名理论教员外，配备了专兼职辅导员40名，其中机关18人，学校22人。

五、改进干部工作作风

1960年4月13日，中共绵竹县委发布了《关于改进领导作风提高工作水平的意见》。《意见》指出，由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巨大发展，集体成分的不断增长，生产生活的重大变革，领导水平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工作中仍然存在不少缺点。主要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和工作中的事务主义，具体表现在：

一是领导没有彻底走出办公室，深入实际。一年来县委除大部分委员深入基层包片包乡外，县委主要负责人还没有彻底走出办公室，深入基层，深入生产，发现问题，因而对工作部署安排仍比较多的停留在会议上和电话上。有时虽然下乡，也是多则三五日，少则一去即返。以全年三个月时间为例，县委第一书记虽然下过五六次乡，但是每次下乡也不过三五天。由于时间短，因此下乡也是走马观花。一般情况了解掌握多，坐下来调查分析认真研究少，这就不得不使领导工作陷入一般化、简单化。

二是县委领导干部没有跳出事务圈子来认真学习理论，钻研政策，而较多地应付部门工作和处理日常事务，很少学习理论和钻研政策，因而有时对待上级指示缺乏联系，实际做通盘考虑来全面贯彻，甚至产生片面。1959年“反右倾”中，抓住了批判猪只过多下放给社员喂养的“右倾”做法，而忽视了坚持生猪的生产队所有制，又产生了过左的把生猪或大部收回管区和公社所有，这不仅不能更加更好地贯彻党的政策，相反还造成了不良影响。

三是收集报表数字多，实际调查少。县委农村工作办公室去年四秋至年底的几个月成天收数字，要报表，很少深入检查了解。由于表报多，项目繁琐，时间紧，下面就不得不闭门编造，弄虚作假。同时，对这些数字又缺乏调查对证，往往不能反映工作中的实际情况。譬如去年四秋运动中，由于缺乏实时对证，就片面地依靠表报进度数字来进行表扬，助长了部分人虚报浮夸华而不实的形式主义，致使一些脚踏实地工作的反而受到了批评，这种作风危害匪浅。

四是一般号召多，深入研究和具体组织工作少。由于领导深入基层不够，缺乏认真研究工作中的实际问题，使党的政策与当前实际紧密结合不够，往往对上级指示囫囵吞枣。由于一般化的领导，对县委半年来搞小运动中也出现顾此失彼的现象。

上述官僚主义的存在是严重的，它不仅使领导工作一般化、简单化，同时使各级干部严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使什么也不能办好。从全县四个落后公社，21个落后管理区的情况表明，四个公社的落后原因中主要就是干部作风不民主，产生严重的强迫命令，违法乱纪。21个落后管区由于干部目无法纪，胡作非为，造成落后的就有6个，这不得不引起警惕，从而吸取教训。因此，必须予以迅速彻底地加以整治，县委决定采取如下措施：

一是县、区委各级领导干部和各部门负责干部全部下乡下厂，深入基层，深入试验田和大队、小队干部共同参加生产劳动，密切联系群众。县委第一书记张廷和亲自率领办公室农工部的同志深入清道公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