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大跃进”的继续及其后果

“反右倾”运动中断了刚刚开始的纠“左”进程，生产建设中的高指标、浮夸风又进一步泛滥开来。“反右倾”斗争后，急于向“高级”所有制过渡的思想又在1960年初重新抬头，“共产风”再度刮起，强迫命令风和浮夸风更加剧烈。这不仅使纠“左”进程中断，而且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许多已被指出，有待纠正的错误严重发展起来，并延续了更长时间。1960年，省委提出生产队、大队、公社养猪百、千、万头的口号。各地以扩大公社经济和坚持管理区（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为名，无偿地从管理区（生产大队）和生产队抽调猪只、劳动力、土地和建筑材料。

按照省委、地委相关文件安排，绵竹县委不折不扣地执行了这些政策。但由于这些政策违背经济规律，绵竹县出现了人口死亡、生产没有发展上去、部分地区的落后面貌还没有得到彻底改变等问题。为此，在1960年10月24日，遵照地委指示，县委召开会议作了专门检查。县委在10月26日给绵阳地委的《关于两年来人口死亡及部分地区的落后面貌没有彻底改变的检查报告》中错误地指出：农业生产两年来连续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人民公社依靠“一大二公”的“优越性”，组织广大社员经过艰巨斗争，保证了生产的继续发展，使1960年的小春粮食总量比1959年增长了15%-20%，1960年大春将比去年增产7%左右。由于县委对公社化以来生产关系的重大变革必然会出现新的问题没有足够的认识和充分的准备，工作制度上又没有及时跟上去，因而在“胜利的道路”上出了问题，犯了错误。

一是两年来由于水肿病的发生造成的人口死亡。在农业生产上，1957年、1958年减产，1958年粮食估产不适当的偏高，部分公社虚报浮夸，征购入库后，管理区没有认真把粮食掌握起来，加之一段时期放开肚子吃饭，富裕农民乘机贪污偷窃，对粮食浪费极大，部分公社就没有粮食吃，而领导上则心中无数，仍然盲目相信粮食够吃，不加分别地批评是富裕农民有粮屯粮，这样下面明知有问题也不敢反映，使不少地区社员生活没有得到很好解决。1959年掌握粮食仍然较差，安排生活不具体，在完成国家征购任务后，又没有紧接着抓管理区掌握的粮食，妥善安排生活，只片面考虑春荒忽视了当前，在安排生活时粮食卡得很紧。

二是在县委“反右倾”扩干会结束后，又错误地做了一条“保证不要国家供应粮食”的决议，使部分完成征购、口粮安排紧张的地区，或者虽然本身粮食不紧张，但由于未及早掌握起来，浪费掉而使生活无法安排的地区不敢开口要粮。

三是“反右倾”后，干部出现了一种“左比右好”的错误思想，不按县委决定，盲目合并食堂，但管理跟不上，条件又差，又将原来搞右倾倒退划拨的自留地和社员应该种的房前屋后零星土地种植的蔬菜一律收归集体，挫伤了社员积极性，使社员生活得不到调剂，因此在生活上受到影响。

在改变落后公社上，县委对落后地区的问题缺乏深入了解，没有发动群众揭露矛盾，抓住关键所在，只认为落后地区就是干部问题、劳动力问题。1959年对兴隆、九龙、观鱼、新市四个落后地区，采取了调整组织、更换领导、加强力量的办法，收到了一定效果。1960年4月以来，观鱼、兴隆、九龙等落后面貌基本得到改变，新市公社也有很大的好转，就满足于全县问题基本得到解决，没有再深入工作，致使继续出现的绵远、拱星、玉泉三个落后地区。依样画葫芦，决定拱星由县委委员兼区委书记崔源泉坐阵，玉泉重新配备力量，调工业局副局长薛光坤去绵远兼党委书记，并派区委书记孙国秀坐阵，后来又加派绵竹中学支书高文桢去绵远。但群众情绪转变不大，生产上虽比以前有所好转，但仍然处于落后状态。究其原因，就是没有深入下去，深入发动群众，没有系统的分析研究，满足于问题已经得到处理，没有去分析落后原因。另外，作风上的官僚主义，工作上的铺张浪费也是造成工作落后的原因。由于县委在解决问题时存在思维方向性的错误，自然无法解决经济发展中遇到的问题。

中共绵竹市委党史办公室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