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节  恢复国民经济与各项建设的展开

一、稳定金融物价，统一财政经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长期压榨，地主、恶霸横行乡里，加之国民党政府军队潜逃时与地主、土匪抢劫掠夺，绵竹国民经济已是千疮百孔，人民生活极度困难。为了摆脱困境，县委、县人民政府在绵阳地委的领导下，在进行征粮、剿匪、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中，把生产建设和经济恢复作为中心任务。  

县委、县人民政府把稳定金融物价、统一财政经济作为头等大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绵竹市场存在几种货币，既有银元、铜钱，又有人民币，两者有一定的差价。而农村主要流通银元、小钱、镍币。投机商人和银元贩子故意制造差价，哄抬物价。为了打击投机资本，按照中共中央七届三中全会决议和政务院《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绵阳专署于1950年2月6日发布《关于禁止金银在市场流通的指示》，2月12日，又发布《关于禁止银、铜、镍币流通的指示》，县委、县人民政府在城乡广为张贴，宣传以上决定、指示，规定绵竹市场流通一律使用人民币。同时，制定了严格统一的财政制度和纪律，打击投机商贸，稳定市场物价，掌握对市场的领导权；加强金融管理，取缔金、银“黑市”活动，控制现金投放，收缴税收，推销公债，吸收存款，回笼货币，对粮、油、棉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资实行统一调拨、统一财政收支，公粮、税收、库存物资和公营企业利润一律收归国库；统一编制和供给标准，严禁擅自招收新人员，增加开支。通过上述工作，到1950年6月，基本结束了长期物价上涨的局面，稳定了市场物价。

以平抑粮价为例，建国初期城乡粮食市场系自由交易，大地主、富农和粮商大户掌握大批粮食，粮价为其操纵，行情不稳，波动很大。基于此，县委为建立国营企业在粮食市场的领导地位，开展市场竞争，以利稳定物价，保护生产者和消费者利益，及时配备干部，在1950年5月组建中国粮食公司绵竹支公司，进行市场调节的购销业务。绵竹粮食支公司大力组织城乡物资交流，稳定物价，调剂供求，调整公私关系，管理粮食市场；在稳定粮价的前提下，加强经营管理，做到不赔不赚。

1950年夏粮产新前，粮食上市少，粮商大户趁机哄抬粮价。绵阳粮食分公司安排绵竹县的粮食收购计划，因粮少价高，不便收购。在县委的决策支持下，为了平抑粮价，公司于6月份从财政公粮中划拨稻谷、小麦、杂粮等品种，作为商品粮。并在全县发动私营米厂、碾坊、磨坊连夜加工，在市场抛售。8月份粮价趋于稳定。秋粮上市后，粮食市场行情疲软，粮价与牌价看齐，在满足直接消费者的需求前提下，公司才陆续少量收购。总之，粮食支公司以稳定粮价为中心而大吞大吐。即市场价低于收购牌价时，就按牌价大量收购；若市场价高于销售牌价，则按牌价大量抛售。这样既保护了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又防止了不法粮商杀价导致“谷贱伤农”，以及抬价坑害消费者而扰乱市场。

1951年，绵竹县粮食支公司加入县工商联粮油同业公会，领导粮食购销，稳定市场及粮价。5月夏粮产新，当时小春粮食产量少，除夏征公粮外，上市余粮不多，公司及同业公会除组织农民相互调剂外，其余上市粮食安排粮商收购。秋粮产新后，公司采取以销促购的办法，使市价与牌价吻合，为防止粮价继续下跌，伤害农民利益，粮食公司集中力量转入市场收购，根据粮食的历史流向，在城区、富新、绵远、拱星、汉旺、土门、新市设中心收购组，在遵道、广济、玉泉、清道、什地设流动收购组，进行大量收购，同时依靠农协会向农户预约订购，并配合百货公司以布匹、工业品向农民换购粮食。农民见国家收购价合理，并有工业品物资供应，克服了惜售待涨心理，向国家交售粮食十分踊跃，收购量大增。10月，绵阳粮食分公司分配绵竹县收购支前粮的任务顺利完成。11月，县委发动群众组织上万人的肩挑运粮队伍，粮食公司全力以赴，连续几昼夜不停地发运粮食。浩浩荡荡的运粮大军，风餐露宿，接踵而行，直往茂县剿匪前线进发，如期完成了支前调粮任务。

二 、工商业的调整与恢复

合理调整工商业是在金融物价趋于稳定后，按照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采取的一项发展经济，繁荣市场的重要措施。所谓调整，就是正确解决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问题，在巩固国营经济领导地位的前提下，使私营经济发挥其有益于国计民生的作用。

1949年，绵竹县有工业企业255个，其中：地方国营1个，私营254个；现代工业3个，手工业252个；食品工业（屠宰、碾米、榨油、酿酒、烟草）243个，煤炭工业1个，电力工业2个，火柴工业1个，造纸工业4个，印刷工业3个，缝纫工业1个。工业总产值840.68万元。其中：地方国营产值1.12万元，私营工业产值517.78万元，手工业产值321.78万元。全部工业企业的固定资产为3.5万元。其中地方国营0.6万元，私营工业2.9万元。

1950年，实行全国财经工作统一管理后，随着金融、物价的稳定，绵竹县与全国一样，一度出现市场萧条，商品积压，许多私营工商业户停工停产，部分关门歇业。这些情况的出现，主要原因是：第一，金融物价稳定后，群众存货不存钱的社会心理发生变化，使过去那种因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商业投机、抢购囤积所形成的虚假市场繁荣消失，加之人民群众购买力很低，这就使若干物资一时供过于求，因而出现了商品滞销、市场萧条的情况。在此形势下，一些投机商人因囤积货物难以出售或低价出售以致亏损倒闭。一些私营工业、手工业则因规模小、资金弱、技术差、管理落后而致产品成本高、质量差、竞争力弱，也不可避免地倒闭歇业。第二，国家平抑物价，紧缩银根起到了消除通胀、稳定物价的作用，但对于正常的工商经营活动也产生了一些副作用，使其资金周转不灵，难以维持运转。第三，由于经济部门一些干部存在“左”的思想，在执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政策上发生了一些偏差，如在经营范围上，国营商店和合作社经营的商品范围太宽、数量过大，从五金到百货，从批发到零售，使私营商业经营范围狭窄；在价格政策上批发与零售价格不分，私营零售商无利可图，地区差价小，私人长途贩运减少，内外交流不畅；在税收政策上税目多，税率高且税收负担不公，小城镇重，大户重，小户、摊贩轻，致使私营工商业难以承受。

为了克服私营工商业遇到的困难，1950年3月和4月，中共中央先后召开各大区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和政治局会议，提出要贯彻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原则，调整工商业，要纠正一些干部中存在的想挤垮私营工商业的不正确思想和作法。6月6日至10日，中共中央召开七届三中全会，毛泽东作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和《不要四面出击》的重要讲话。全会决定合理调整工商业，调整税收，使工厂开工，解决工人失业问题，改善同资产阶级的关系。

1950年初，绵竹工业生产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全县失业工人有1800-2000人。4月10日，县委组织召开第一届县各界人民代表会，会上通过《关于开垦西山荒地，恢复煤矿、纸厂业务，其余城市工商业如有恢复者，尽快通知失业工人复工的议案》。县委派出干部到工厂、作坊组织开业，恢复生产。发电厂、火柴厂、碾米厂、染织厂、纺织所等陆续开工，先后解决了827人的就业问题。同时，组织400余名失业工人到农村从事农业生产。根据中央对“官僚资本和恶霸财产实行没收”的政策，县人民政府接管了光明电气有限公司的官僚资本和恶霸地主开办的一批工业企业。将没收的煤矿、造纸厂、印刷厂交给工人自己生产经营，成为工人的“自救厂”。

遵照中共中央指示精神，按照绵阳地委的部署，县委、县人民政府于1950年6月开始在全县开展对工商业的调整工作，对私营商业进行第一次整顿。在国营经济领导下，从政策上保障私营商业的合法权益，鼓励合法经营；在经营业务上开展加工、订货等，增加经营门路，从而使一些歇业的私营商业纷纷重新开业。全县重新开业的共955户，其中坐商652户，行商69户，摊贩234户。截至1950年底，全县有私营商业4320户，资本总额人民币36.8万元，从业人员6070人。其中：坐商2679户，资本额25.9万元，从业者3833人；摊贩573户，资本额1.1万元，从业573人；行商124户，资本额1.7万元，从业124人；饮食业662户，资本额4.9万元，从业1141人；服务业282户，资本额3.2万元，从业399人。  

1950年9月，经县人民政府批准，正式选举成立了“绵竹县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以票选选出筹委会委员17人，遵道群力纸厂经理封锡之任主任委员。筹委会的宗旨是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组织、教育各工商户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下，贯彻公私兼顾原则，恢复与发展私营工商业，以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为了贯彻这一宗旨，县委书记薛青派粮食公司干部董秀毓（工商联筹委会副主委）主管工商联筹委会的学习。筹委会响应全国政协和全国工商联筹委会的号召，展开思想改造，学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新税法、重要时事等。通过学习，广大工商业者明白了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复工开业的越来越多。1951年1月，县委、县人民政府组成了16个自救煤矿和代营、工人、新生、合力等纸厂，并成立了新建纸厂、汉旺水电厂、绵竹酒厂等国营单位和公私合营绵竹发电厂。本着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县政府还陆续恢复了一批私营工业和手工业，实行“委托加工，统购包销，搞活经济，稳定物价”的政策，为他们解决原料和销路。截至1951年底，绵竹工商业市场十分活跃，经济得到恢复。

在工商业调整工作中，县委首先组织党员干部学习中共中央有关文件，纠正部分干部中存在的欲挤垮私营工商业的不正确思想和做法，认识私营工商业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时期的重要性，提高干部对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总方针的认识。其次由县工商联通过广泛召开工商业座谈会、讲习会，宣传党和政府有关政策法令，消除私营工商业者的思想顾虑。最后由县政府组织力量，对私营商业进行调查，研究协商对私营业劳资关系进行协调解决。重点提升工人阶级的民主权利，确认资本家应得的合理利润，确认双方各自的职责和义务。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鼓励扶持私营商业的发展。

1952年，在农村进行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的同时，县委、县人民政府在城镇开展“三反”“五反”运动，对私营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在此基础上，通过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公私合营等形式，逐步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经过一系列努力，有效地扭转了私营工商业的困难局面，大大促进了其恢复和发展。经过三年的恢复，截至1952年底，工业总产值由1950年的868.04万元，增加到1952年的1016.50万元。其中：地方国营工业产值462.55万元，公私合营工业产值82.92万元，私营工业产值235.45万元，手工业产值222.12万元。

经过调整，将县内私营工商业开始纳入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轨道，不但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而且为即将到来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建立正常的经济秩序，开展对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农业生产的恢复

绵竹解放时，十室九空，凋敝不堪。县委、县府积极恢复社会秩序，广泛组织力量，征粮储备，投放贷粮、贷款；发动互助互贷，进行生产自救；并依靠各级农民协会，采取一切措施，恢复生产，发展生产。兼以运粮支前，支援民族地区解放；开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和土地改革等运动，使农村生产力得到解放，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头绪万端，运动不断，广大干部群众夙兴夜寐，始终遵循“生产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一切开始于生产，立足于生产”的原则，促使农村经济从补充、恢复，走向发展；农民生活从饥寒走向温饱；社会风气日渐良好，生产环境空前安定。

1951年，绵竹县粮食总产达到22172万斤，1952年达到23571万斤，1953年达到25382万斤，分别比1949年增长2.6%、11.8%、20.3%。生猪1951年达到96789头，1952年达到117446头，1953年达到149502头，分别比1949年增长14.3%、37.3%、74.8%。

四、文教卫生事业的恢复

（一）文化事业的恢复

绵竹解放后，县委尚未把各种文艺活动系统地领导起来，结果本地文艺活动陷入自流状态。1950年春节后，绵阳地委发出指示，引起县委的高度重视，先后由县委宣传部召开了两次文艺工作者的座谈会，通过传达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要求艺术家们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熟悉工农兵，转变立足点，为革命事业作出积极贡献，为新文化服务。

1.川剧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绵竹川剧艺人非常活跃，有多个川剧戏班，班主多为地方绅士或袍哥大爷。这些剧团除在城区演出外，主要是下乡赶庙会演出，偶尔也出县演出，俗称“跑码头”或“跑滩”。1950年春节前夕，绵竹川剧艺人成立了“聚乐剧团”。剧团成立后，县人民政府将“新声戏园”拨交使用。1950年“五一”节前后一段时间，又有外县川剧艺人苏鸣清、彭新禄等40多人来绵竹参加了聚乐剧团，此时，全团共有110人。1951年1月更名为“绵竹县群众剧团”。经过县委宣传部审查，将川剧团的200余个剧本删减为40余本。又排演了新剧《三打祝家庄》《血泪仇》《九件衣》《逼上梁山》《黄泥岗》《夫妻识字》《高俅》等，另外排演了“认购公债、军民一家亲”秧歌剧、农作舞、街头剧、花鼓词等，先后在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农代会和纪念节日演出。

1952年夏，县委宣传部部长冯海如亲自安排，将聚乐剧团和客寓在绵竹的什邡群力剧团进行整顿，宣传部分别派出丁绍先、陈信长驻群力剧团，黄宗厚和张悬云驻聚乐剧团开展工作。川剧团参加了党领导的民主改革运动，经受了阶级斗争的教育和锻炼，剧团成员的社会主义觉悟不断提高，演出活动认真贯彻“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在继承传统，探索改革的道路上取得了一定成就。川剧团创作和移植了37个剧本，如《在悬崖边》《一网打尽》《蔡文姬》《祭包公》《白牡丹》《杨闇公》《日照红渠》等，紧密配合党的中心工作，以文艺为武器，发挥了宣传政策、教育人民、团结人民的作用。在川剧音乐的改良上，川剧团也做了有益的尝试和创新。1953年在绵阳专区汇演时，川剧团使用连奏锣鼓，得到业界肯定，并为兄弟剧团推广使用，称为“绵竹路子”。后又借用现代音乐成功地为高腔进行了“普腔”，并整理出许多支高腔曲牌、锣鼓曲牌和唢呐曲牌。为了推动群众性文化活动的开展，1956年文化馆组织成立了“绵竹县川剧研究会”，会员发展到500余人，遍遍及城乡各地。

2.农村文艺辅导

1953年初，经过一系列的社会改造运动之后，广大农民在政治、经济上得到了彻底的解放，追求文艺生活，迫切要求学习文化，掌握文艺规律，当文艺创作的主人。县委宣传部根据农村文化需求，组织文化干部结合自身情况，分片定点开展农村文艺辅导工作。按照县城东西南北方向，决定在五福、孝德、九龙、遵道四个乡，开展培训农村文化积极分子工作。根据县文化馆安排，黄宗厚于1953年秋携带行李及大飞歌收音机、解放甲式幻灯机，图书、图片、文艺演唱资料等到九龙乡的双石桥、魏家庵，遵道的秦家坎、马跪寺、饱水庵一带开展工作。他白天根据党支部安排，配合中心工作，调查农村文化现状，群众文化要求。经过汇报分析，文化馆研究决定，集中晚上开展文化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黄宗厚等人为九龙乡业余剧团培训了几十名业余演员和一支业余乐队。

3.突击剧社

绵竹解放后，城区教育界一批文艺青年在党的关怀下，成立了“突击剧社”，演出话剧。他们怀着对新社会的热爱，克服排演中的一切困难，在半年的时间内，向绵竹人民推出了《白毛女》《赤叶河》《刘胡兰》《林冲夜奔》四部大型话剧，鼓舞了人民群众的革命斗志。突击剧社在节目演出排练和必备物资条件方面存在种种困难，乐器多为自带，往往是六七个人使用几把小提琴、二胡、三弦之类。他们既要教会演员唱歌，又要训练乐队伴奏。剧团的服装道具，全靠演员四面八方去借。剧团的日常经费，主要靠门票收入维持，还有为大会演出的适当补贴，供添置零星用品，补充少量乐器、化妆品之类。演职员都是义工，没有演出补贴。因为剧团成员都是在校师生，教学任务繁重，剧团没有坚持下来。这些青年教师在教学之余仍然保持着对文艺的兴趣，热心学校课外的演出活动。几乎每个学期，他们都要在学校举行文艺晚会，参加演出话剧的师生很多。

4.县文联  

县内其余木偶、话剧、被单戏、京剧、文学、书画等艺术门类均较活跃。1952年6月，绵竹县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简称县文联）成立，由冯海如任文联常委主任，徐鸣刚、章璞任副主任，文联有会员365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