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镇压反革命运动

一、惩治反革命

新中国成立之初，人民政权面临的困难、问题纷繁复杂。国民党散兵游勇、潜伏特务与地方恶霸势力，反动党团骨干分子，随时可能发难，对新生人民政权构成严重威胁。这些反革命分子采取“长期潜伏，等待时机，杀人纵火”等策略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企图破坏新生人民政权和各项建设工作。为了巩固新生人民政权，保证土地改革和经济恢复工作的顺利进行，特别是为在抗美援朝战争后建立稳固的后方环境，1950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同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从而拉开了一场大张旗鼓以旨在打击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和反动会道门分子为重点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序幕。

1951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后，四川掀起了镇压反革命运动高潮，各地集中逮捕了一批反革命分子。绵竹县委按照中共中央《指示》，以及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条例》，在全县开展镇压反革命的群众运动。重点打击那些顽固抗拒“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而又负血债、群众痛恨的恶霸、匪特，登记自新后又继续作恶的匪首、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反动会道门头子以及从事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分子。

1951年2月20日，为彻底肃清特务组织和特务活动，中共绵阳地委颁布了《加强肃特工作指示》，要求肃特工作必须走群众路线。一是肃特工作非少数人能做好，必须由党委发动党政军民全部力量，大家动手配合各种工作，利用各个机会和场合，大量宣传政策发动群众，把肃特工作搞成群众运动，人人检举特务，人人捉拿特务，这样特务就不好隐蔽而无处活动了；二是各级公安机关及各县相互之间以及党政军民各部门之间要加强联系，交换特务情报资料；三是肃特工作要深入一步打下基础，首先要加强干部的思想教育、业务教育，使干部在思想上明确做好肃特工作，必须有长期斗争的观念。地委特别指出，目前匪情相当严重，其形势正在继续发展着，而所谓土匪与地主恶霸、特务、反革命阴谋破坏是几位一体难以分开的，我们对剿匪反特要有统一的认识与结合的做法，公安部门应即加强宣传政策，政治瓦解，了解情况，配合清剿。

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安定社会秩序，中共绵竹县委领导全县人民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1950年，刚刚成立的人民政府尚未稳定，县内恶霸、潜藏敌特、反动地主、惯匪等构成的反革命势力随时可能兴风作浪，威胁新生政权，破坏社会秩序。而这些势力从未消停过，仍在肆意活动，白天都能听到枪声；这一时期，干部、老百姓因匪特猖獗受到杀害、欺凌的事例时有所闻，在农村中工作干部的生命受到威胁；社会极不安定，各地区老百姓心存疑虑，对新政权的作为持观望态度。征粮支前、抗美援朝、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土改等工作相继展开，但到处受到阻碍，政府政策不能深入地贯彻执行。坚决地镇压恶霸等一批反革命分子，为各项中心工作打开局面成为当务之急。

镇压恶霸等一批反革命，对于稳定社会，巩固新生政权事关重大，准确把握政策是惩治反革命关键的环节。依照《惩治反革命条例》，县委、政府全面部署反霸斗争：采取控诉与研究相结合，调查与审讯相结合的策略，严格掌握“嫌疑不足的不予逮捕，罪证确凿的绝不宽纵”的政策尺度。因此对于群众的控告或密告，必须经过检查，将材料上的重要事实及所讯口供互相对照，审慎研究。有疑虑则将原告受害人传案质询并深入了解，详为分析，以期毋枉毋纵。在案件调查中，采取县人民法庭会同各分庭干部及区乡公安员分别出动，进行挨户访问搜集证据；召集群众诉苦收录材料；利用矛盾探究被告人罪恶的轻重，斟酌给予应得的处分。定案处置中，明确地贯彻“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既定政策，做到既稳且准，既宽且严。

在案件执行中，做到准确掌握情况，不为假象所左右，不感情用事，该杀的即杀，该关的即关，该放的即放，罪恶较轻又能认罪的则分别予以管制、保释，保证审判工作的严肃性。审慎的策略部署，严格的政策把握，增加了群众对政府的信任和对反革命分子的认识与仇恨。1950年5月至12月，经过八个月的努力，“惩治反革命”工作基本完成。全县共处理人犯669名，特务36名，土匪44名，特种刑事犯551名，恶霸36名。

1951年6月12日，绵竹县人民法院在《关于惩治反革命条例执行情况专题报告》中指出，绵竹县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还是暴露出一些问题：一是干部缺乏，导致工作分配困难，在进行公审时，只得向其他机关临时抽调人员。二是工作上有缺点。如对罪犯多种罪行未侦察完善，导致群众对于该犯主要罪行无法了解，无人控诉。三是审判与诉苦大会混淆不清。法庭审判是依据政策，遵循司法程序，使用法律武器制裁犯罪，绝不是一种诉苦大会，仅仅是平息怨恨。如在公审古祉亭时，苦主当庭唾骂。这类情形不但藐视法庭权威，而且容易发生混乱现象。

镇反运动的胜利为绵竹带来崭新的面貌：首先是人民群众对于政府的观感为之骤变，人民对新政权的期望愈加提高。其次是社会新秩序进一步建立并实现基本稳定。然后是为抗美援朝、减租退押、土地改革等中心任务广泛、顺利地推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进一步巩固了人民的翻身事业及新生政权。

二、  取缔反动会道门

会道门，是绵竹封建地主阶级代表人物袍哥舵把子，集结地痞流氓，豢养打手形成的一种封建地方势力。他们欺压百姓，鱼肉人民，危害社会安定。他们争夺地盘、包揽辞讼、贩运烟土，从中牟取暴利。绵竹会道门组织比较复杂，有的含有政治色彩，有的组织严密，有的经常活动，其共同点是信奉和宣传封建迷信。取缔反动会道门工作虽然时间不长，但时机准确，政策得当，工作严谨细致，在破除迷信、净化社会、教育群众、挽救道徒会众方面收到明显效果，在稳定社会、保障人民生产生活安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 取缔哥老会

哥老会又称“汉流”“袍哥”，系由反清秘密组织“洪门”发展演变而来。清同治年间（1862-1874年），咸丰壬子科副贡（清制，在乡试录取名额外列入备取，可入国子监读书，称为“副榜贡生”，简称副贡）唐醇辅，由湖北宦游回乡，以文人乡宦身份，用联合、团结、卫国保家、守望相助为号召，邀集各地文人墨士、落第秀才、失意官宦、殷实富户以及行商坐贾等，歃血为盟，首先在玉泉乡成立哥老会组织。清光绪十年（1884年），县内文人周泽如与清陆军卸任营长谭子洪，在卸军门另行聚众开山，以“绵茂山，胜利水，仁和堂”为堂名。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绵竹城区以肖联三为首，成立哥老会。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城内哥老会由李文安主持，县内袍哥组织日益发展。辛亥革命时期，城关、孝泉、广济、汉旺等乡镇的哥老会都曾举义旗，加入保路同志军行列。广济乡袍哥侯国治组织川西北保路同志军，攻克安县后，又参加了围攻成都的战役，后又转战川南、川东等地。

民国建立后，绵竹县各乡镇袍哥码头林立。哥老会成为公开的社会团体，并逐渐演变为与驻军、政要、土匪相互勾结的地方恶势力。袍哥组织的头目大多数为乡镇的总负责人。汉旺乡的谭尊五、广济乡的赵祝三、孝德乡的钟紫垣、遵道乡的李行之势力最大。这些袍哥头目身兼军政要职，积蓄亡命之徒，多者数百人，少者数十人，鱼肉乡里，百姓深受其害。镇压谭尊五等“四大恶霸”后，绵竹哥老会组织也随之瓦解了。

（二）取缔一贯道

解放初，绵竹县内的会道门有东正道、孔孟道、明理道、理天道、灯花教。以上统称一贯道，又名“中华道德慈善会”。1930年左右，山东道士张天然（张光壁）以孔子的“明明德”、老子的“虚无”、佛教的“清静”为“三教合一”的理论，以“三教齐修，不偏不倚，行儒家之礼义，用道家之功夫，守佛家之规戒”为信条，自称“一贯道”，先在山东等地传播。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张天然投靠日本侵略者，为日本侵略者宣扬所谓大东亚政策。由此，深得日本侵略者信任，将张天然封为汪精卫政府“外交部”顾问。继后，张天然便伙同日本特务袁殿生共同办道。由于日本人和汪精卫的扶持，一贯道迅速发展起来。1938年，四川第十三行政督查专员公署曾训令“注意防范一贯道的活动”，当时绵竹已有一贯道组织存在，但较为隐蔽。

1945年，一贯道组织已发展到山西、绥远（今属内蒙古）、北京、南京、上海等地。抗战胜利后，一贯道又为国民党特务组织控制利用，积极地反共反人民，大肆为蒋介石独裁统治摇旗呐喊。1947年夏秋，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稍后华北、东北相继解放，国民党溃不成军，一些追随国民党政权的一贯道道首纷纷逃往西南成渝地区。1947年、1948年华北实行土地改革，群众积极起来检举揭发一贯道的罪恶活动，一些罪大恶极的一贯道道首也纷纷逃往四川。

他们继续通过造谣惑众，骗人入道，一贯道组织发展遍及绵竹城乡各地。譬如土改工作队到五区（辖孝德、观鱼）后，经过调查孝德有一贯道道徒386人，其中点传师1人，坛主6人；观鱼有道徒1003人，其中点传师7人，坛主28人。他们积极进行破坏活动，由于当时土改工作队仅仅看重在组织上的退道工作，政治上对一贯道的揭发和宣传不够，逮捕了一些人，以致于把群众的自动退道，变成在压力下的登记，因此一般道徒没有弄清对一贯道的政策，不管已登记退道或是未退道者，都存在着很多的顾虑。加上一些道首和坏分子乘机造谣说承认参加一贯道就要枪毙，使得一般道徒更加不安。

为了发动群众，扫除土改障碍，五区两乡从7月15日到19日在进行土改时就进行了摧毁一贯道反革命组织的工作。首先通过大小会的宣传和小组会的讨论，要求一贯道道首在大会上坦白，大小会发动群众控诉一贯道道首罪行，使得运动逐步深入，大家都知道一贯道的本质，为成功摧毁一贯道组织打下了基础。群众思想上认清一贯道的本质后，即纷纷自动退道，并不断地控诉一贯道的罪恶。到7月19日止，退道群众共有1937人，其中观鱼乡退道1035人，孝德乡退道902人。群众检举出点传师10人，坛主69人。

（三）取缔其他会道门

除了哥老会、一贯道外，绵竹还有红灯教、无生道、同善社、瑶池道、天盘道、三清道、皇母道、灵霄道、蟠桃会、圣学会、十全慈善会、报恩会、秋之道等20种，395支系，605个佛堂（坛），共有大中小道首2065名，道徒16500人。

为了稳定社会局势，恢复经济，繁荣市场，安定民心，根据四川省公安厅和绵阳公安处《关于清理取缔反动会道门组织》的指示，绵竹采取果断措施，坚决取缔封建会道门。结合处理造谣破坏，阴谋暴乱案件，陆续对一贯道、无生道等7种会道门，16支系252个佛堂进行取缔，对429名道首采取杀、关、自首登记等办法做了处理，争取教育了740名道徒退道。对其他13种会道门23支系暂时没有公开取缔。

1953年2月13日，县委领导各级党组织，结合农村整顿合作社，进行清理取缔反动会道门的工作。城乡支部或总支有专人负责。各地在整社工作的同时，也要上报取缔反动会道门的工作进展。在工作中按照政策界限，严格区分宗教信徒与迷信职业者，合法宗教与反动会道门。对会道门组织中的道徒主要进行教育，提高觉悟，使其自觉申明退道。对于道首也坚持教育，争取多数，打击少数仍不思悔改者。同时，组织群众进行有神、无神的辩论，破除封建迷信，消灭反动会道门借以生存的社会和思想基础。对于群众中的宗教信徒，则尊重其信教自由，不干涉其宗教活动。

在两个多月的工作中，各级党组织印发布告1000份，编写宣传资料3400份，演出戏剧16部，培训报告员974人，组织宣传队208个。同时，采取召开群众会，举办反动会道门的罪证展览，组织受害群众诉苦和道首现身说法等形式，揭露会道门的欺骗性和反动本质。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号召一般道徒退道，集训恩职以上道首1092人，让他们自我教育，提高思想，开展检举揭发。最后，有2178名道徒口头申明退道，944名道首自首登记，对20名有破坏活动的道首，根据其犯罪情节，逮捕4名，管制16名。

1959年2月，县公安局在检察院、法院的配合下，对有现实危害，且组织影响较大的瑶池道、同善社、归根道、天盘道和进行复辟的红灯教、无生道等六种会道门23支系363个佛堂（坛）予以明令取缔。对未发现违法活动的会道门也发动群众，开展辩论，消除影响。

三、肃清圣母军组织

圣母军是天主教内部一个国际性的反动秘密组织，是帝国主义利用来反苏、反共、反对人民民主事业的侵略工具。我国大陆解放后，他们为掩饰其罪恶活动，避免“军”字引人注意，改名为“圣母御侍团”“圣母慈爱祈祷会”。

1948年，中国大陆快要全部解放时，帝国主义者眼看着它在中国的统治快要结束了，当时掌握着天主教领导地位的帝国主义分子，不甘心失败，幻想挽救其命运，住在上海的帝国主义分子黎培里，就把曾在爱尔兰圣母军总部受过训，又在美国专门研究圣母军活动的帝国主义分子莫克勤找来，在上海天主教教务协进委员会内负责圣母军的组织工作。他们首先在上海发展组织，后来又向武汉等地发展，平津解放前夕，黎培里与莫克勤又亲到华北发展了圣母军组织。华北解放后，莫克勤奉黎培里的命令，又急忙跑到广州、桂林及四川等地布置发展圣母军组织工作，进行危害我国人民民主事业的各种阴谋破坏活动。绵竹圣母军即系1949年由帝国主义分子莫克勤亲自在成都布置于指导司铎龙定浦来绵竹发展起来的。

1949年10月，龙定浦来绵竹大肆造谣，煽惑教徒，发展反动组织圣母军，破坏人民解放事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肆污蔑人民翻身事业，宣称“将来世界大战要爆发，各国都要出兵，美国还有原子弹，丢一个草木都要变成灰尘”，并造谣挑拨人民与政府的关系等。

人民政府对圣母军团员主要采取了教育方针，帮助他们认识隐藏在天主教内的帝国主义分子及反革命分子的真实面貌，使他们能划清敌我界限，割断与帝国主义分子的关系。在处理过程中，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政策：凡圣母军的一般团员，只要能声明退团，政府就不予追究。支会以上的正副团长、会计、秘书等成员，如向公安机关办理登记，交待组织活动及活动罪证，就宽大处理，不予追究。对罪大恶极的首要分子，则依法处理。对自动向公安机关坦白悔过者，仍从宽处理。凡是已经脱离圣母军反动组织的，应努力从事生产劳动，从思想上与帝国主义割断联系。如再发现进行圣母军及其他非法活动，定予严加惩处。

在一系列政策的感召之下，大部分圣母军成员向人民政府交待罪行，争取宽大处理。人民政府对极少数顽固分子予以坚决镇压，圣母军也在短时间内得以肃清。

中共绵竹市委党史办公室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