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八七会议和六大以后，中共四川省委把“解决土地问题，创造川东和川西北的苏区”“反对军阀内战，组织革命兵变，配合红军入川”作为全省的主要任务，工作中心放在发动兵变，开展农民运动，建立革命武装上，分别派地下党员到军阀部队中去工作，做好兵变的准备；到农村发动农民抗租、抗税斗争，为武装斗争与农民运动相结合提供条件。在田颂尧的29军，党组织曾派谢练百等去开展军运工作，发展党员，建立了川西北军支。

1929年以前，29军的军训教官中共地下党员王育德，介绍26团见习排长堂弟王敬德加入中国共产党。王敬德入党后在下级军官和士兵中开展工作。不久，发展思想进步的26团3营副营长赵炳贤入党。1931年3月，26团军支在绵阳建立，王敬德任军支书记。在赵炳贤的掩护下，王敬德在26团中广交朋友，建立感情，发展士兵组织，建立“士兵互助会”“苏红之友社”，宣传革命道理，反对军阀混战，为兵变作准备。在此基础上，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宣传红军，揭露国民党、军阀割据残害人民的罪恶事实，逐渐启发他们的政治觉悟，认识现实社会的黑暗。要想求得解放，只有推翻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把以蒋介石为首的军阀、地主和封建统治彻底推翻，建立苏维埃人民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通过宣传教育，该团不少士兵和一些下级军官增强了对现实社会的认识，提高了政治觉悟，自觉投身于革命。26团随师部换防于绵竹后，四川省军委将26团军支关系转中共绵竹中心县委领导，并建立了国民革命军29军第2混成旅26团中共地下军事支部，军支由二营见习排长王敬德担任书记，三营副营长赵秉贤为政治宣传员。

1932年3月，中共四川省军委主办的秘密刊物《士兵指南》创刊后，军支将该刊物在士兵中秘密传阅，并结合士兵的切身利益，因势利导，向士兵宣传，暗中教唱“士兵饭，莫油又莫盐；军官饭，肥肉吃不完；唉哟哟，丘八（指当兵的人）真可怜”等歌谣。通过宣传教育，不少士兵和下级军官不满国民党的统治，倾向红军，想哗变到红军中去。在军阀部队中，等级森严，制度野蛮，当官的随意打骂士兵，欺压下属，克扣军饷，中饱私囊，官兵对立。26团军支抓住时机，发动士兵起来同军官斗争，要求废除军官任意体罚士兵的制度。3月，王敬德、张绍武在26团的活动有所暴露，敌人对他们已经进行监视，活动十分困难，中共绵竹中心县委把二人从26团调往安县开展地方工作，同时前往安县山区查看地形，为兵变转移做好准备。

1932年9月27日，中共四川省委发出《关于反对四川军阀备战增捐的决议》，号召“各地加紧组织军阀中心部队的兵变工作”。并派刘逸仙任中共绵竹县委军委书记兼26团军支书记，继续领导兵运工作，开展反军阀斗争。绵竹县委接到省委指示立即响应，准备组织孝泉兵变。

10月初，四川省军阀大混战重新爆发，邓锡侯、田颂尧联军与刘文辉的军队在成都展开了激烈的巷战。田颂尧派29军8个旅的兵力开往绵阳新店子集结，26团也奉令开往绵阳，作为后备队，准备随时开赴成都作战。军阀混战，向人民伸手弥补战争损失，抽丁、抽税、加租、加押，人民生活处在苦海之中。中共四川省委指示：“党在此时，特号召各地党组织及全体同志行动起来，积极领导群众斗争，组织反战罢工，组织失业工人和灾民斗争，反对苛捐杂税，反对拉夫抓丁，领导贫民破仓分粮，发动游击战争，组织革命兵变，以实际行动反对军阀混战，拥护红军入川。”强调：“尤其在梁山（今重庆梁平区）、达县、顺庆、潼川、绵竹、安县及成都、重庆、自流井（今自贡）等地……要有计划的打入川东、川西北进攻红军的军阀军队中去，组织革命兵变，到红军中去巩固红军。解决土地问题，创建川东北和川西北的苏区。”

这时，26团军支正在发展壮大，二营和三营中已有党员20多人，有反战同盟群众几十人，并在连队中建立了士兵支部（以下简称兵支），规定：连以上设党的营特派员，营以上设党的团特派员，加强对兵支的领导。赵炳贤担任了二十六团团特派员兼三营营特派员。

10月11日夜，刘文辉、田颂尧两军在成都开始巷战，26团党组织认为兵变机会已到，首先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共产党员和“苏红之友”“士兵互助会”等组织成员四处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公开提出：“反对军阀混战”“不为军阀战争卖命”“武装保卫苏维埃政权”“武装发展红军”“变反革命战争为革命战争”等口号。顿时，29军军心动摇，人心浮动，士兵反战情绪日益高涨。田颂尧闻讯十分恐惧，下令将26团调往孝泉（德阳、绵竹两县共管）整肃待命，准备开往成都作战。情况十分紧急，中共绵竹中心县委得到情况后，派王敬德回部队去考查和帮助孝泉军支开展工作。

王敬德到达孝泉后，将绵竹中心县委的指示转达给孝泉军支负责人赵炳贤（代号必干）：一是扩大反战宣传和组织反战大同盟；二是加紧兵变鼓动；三是健全党的组织，要求各连建立党支部，各排建立党小组；四是切实做好秘密工作；五是由王敬德(代号赤胆)任团特派员并代理兵委书记,赵炳贤专任军官工作的负责人。当日，秘密召开了党员会，讨论县委指示，并由赵炳贤报告了支部的工作近况。通过对中心县委指示的讨论，兵委在19日就今后的工作计划做出决定。此时，25团第二营的军官受26团斗争影响非常之大，发起了军官“不假私出”和“出入自由”的斗争。25团团长覃世科禁止25团官兵接近26团官兵，但是除了少数人整天去打牌外，多数人在茶社里寻找26团官兵谈天，很有诚意地接受政治宣传。25团有两位同志组织了军官合作社，26团的党员在25团组织了4个反战同盟，有下级军官和10个士兵。以“反战同盟”为基础，在当中挑选勇敢进步的吸收到合作社及兵联会中，成立赤色组织或发展成为党员。同时，利用全国军阀开始混战，四川大战的爆发和革命形势的高涨，发动起义组织工农武装。兵委决定在没有连支部的各连，在两日内要建立连支部；赤色组织是新发展的，在兵变期间成立兵联会干事会以作预备队；有支部的连，要求在兵变期间排建立党小组。这次的决议是在白天利用个别讨论方法进行的，避免了走漏消息。兵委决定在20日午前交代兵变一切应发生的关系，各营军官工作也在当日交代给赵炳贤。

10月19日晚上，王敬德、赵炳贤分头参加各连党支部会议。赵炳贤召集第十连党支部党员在孝泉场外马路上开会，被敌人发现告密。王敬德、赵炳贤等决定布置兵变，约定在饭后由第三营放两枪作为暴动信号，即一齐暴动。于是，26团兵委决定布置兵变。王敬德、赵炳贤分头传达兵变命令。20日午后，起义爆发，共产党员行动组长任焯章在行动中牺牲。

起义部队最初决定的行军路线是：由孝泉经绵竹富新镇，安县旱坝、秀水、沸水到小坝。因为摆脱敌人的追袭，就得走曹家庵西边的小路绕道五福场（今属富新镇）），但士兵群众不知道这是战术，大多发出怨言。这时天还未黑，指挥部就找了一块开阔地恢复各连建制，宣布纪律和执行兵变的原因及路上宣传口号等，然后又继续出发。

队伍悄悄经过五道堰，趁着夜色跨过绵远河河坝，赶到距旱坝还有五里的地方休息了半点钟。借这一短暂的休息时间，起义领导组织大家选举军事负责长官，确定部队番号，宣布成立“川西北第一路红军”，由王敬德任总指辉，赵炳贤任政治宣传员。接着清点武器、整编队伍：把3个连改编为3个大队和1个特务大队，下编支队，分别由党员军官担任大队长；经清点，整个起义红军部队仅有326支枪。事毕，部队又继续向旱坝开进。

部队行至旱坝停了20分钟，起义军派人通知当地农民协会，又找了一个路径熟悉的同志和一个群众领路，告知各支队长将要执行的任务。若按原计划行事，将先解除八角庙、秀水河民团武装，再和旱坝当地群众配合执行杀土豪劣绅和破仓分粮等。可是在行动的时候，士兵群众不愿在平坝长时间停留，要立刻前进，甚至不听从命令。党内的同志也没有向士兵群众解释清楚，大家要走也就随着他们走，在八角庙处第一支队还在行进中掉了队，主力队伍走了三四里路后才停下来，命人去找第一支队。派去的兵士提了五支枪，在途中放出了被关押的一个农协会员。大部队等一支队赶来时，不等令下便自动向前行进起来。

10月20日拂晓，起义部队到达安县沸水，被26团反动军官汪团副率兵追上，总指挥部决定把队伍拖上西山，部队向大山区撤退，在撤退途中被追兵截去一个连，其余两连人撤到茂县境内大石坝时，前有地方恶霸邓显廷的反动武装堵截，后有桑枣袍哥舵把子易德斋的民团追赶。兵变队伍指挥部派人与易德斋和邓显廷交涉“借路过”，易德斋提出要给沸水团丁赔10支好枪，并且愈说愈多，而邓显廷则佯许维持，拖延时间，暗中与26团追兵勾结，企图共同消灭兵变队伍，在敌众我寡、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兵变队伍被迫于10月23日在大石坝解散，兵变遂告失败。

川西北第一路红军从成立之日起，仅存在3天时间。为全力支持孝泉兵变，中共四川省委还于1932年10月25日发出特别紧急通知，号召各地党组织行动起来拥护绵安红军游击队。《通知》高度赞扬称：“绵竹、安县等地工人、农民、士兵情绪异常高涨，绵竹工人的同盟罢工、农民的各种斗争、士兵一般的动摇和反对战争、酝酿兵变等正在开展，川西北群众拥护红军的热情壮烈激荡。”

1932年12月25日，中共四川省委发出《关于孝泉兵变与绵竹县委工作的决议》。1933年2月16日，省委军委书记程子健给中央报告。决议和报告对孝泉兵变作了总结，肯定了兵变发动的必要性，总结了经验教训。事后省委对造成这次兵变失败的有关人员进行了处理：一是绵竹中心县委对兵变准备不充分，领导不坚决，犯“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给予全体县委委员严重警告一次，改中心县委为临时中心县委，撤换县委书记曾海云。二是王敬德和赵炳贤各给予严重警告一次，要求督促他们努力学习领导群众斗争艺术。省委在《决议》中同时号召：“全川的党组织立即行动起来，关注川西北苏区的创建工作。要认识到绵竹党组织在孝泉兵变中的错误，从各方面改进这一工作，那么川西北苏区的创建一定能够迅速实现。”

中共绵竹市委党史办公室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