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会议批判和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撤销了他在党内的职务，选出了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决定发动秋收起义。毛泽东出席了这次会议，并提出了著名的“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论断。

1928年2月中旬，为了贯彻党中央“八七会议”精神，中共四川省临时委员会召开扩大会，正式选举成立中共四川省委，着重讨论四川全省春荒暴动问题，制定了《四川暴动行动大纲》。《大纲》指出：“四川农业经济崩溃非常迅速，而工业发展则极为迟缓，经济危机造成民众失业恐慌。在这种情况下，封建政权必然愈加反动，劳苦群众则痛苦日深，必然更趋向革命。此时军阀没有出路，惟有冒险混战，以攫取更大利益。工农劳苦群众只有举行武装暴动，才是他们的唯一出路……组织暴动，领导暴动，已经成为各地党组织刻不容缓的工作。”

《大纲》详细策划了暴动的性质、形式、时机、先锋队与群众基础，并就暴动的旗帜、口号，宣传与鼓励工作、组织工作、军事计划、政权问题等进行了细致安排。《大纲》号召在二三月内，各地必须加紧各种斗争，开展游击式的战斗，迅速形成弥漫全川的“春荒暴动”局面。四川省委要求通过这次暴动达到以下目的：在四川开展土地革命，彻底打击封建势力；扩大工农群众及共产党的组织及政治影响力；打击军阀及一切反动武装势力；推翻一切反动政权，指导各地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利用社会危机，提高群众革命情绪，使全川广大的下层小资产阶级群众趋向革命。省委认为无论暴动是否胜利，这些目的都可以达到。因此各地党组织应该坚决执行这个暴动政策，即使暴动失败了，也等于胜利。

对于发动暴动的区域，省委提出要具备以下条件：一是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都占有较重要地位；二是工农群众较多，有党组织活动且党组织较有势力；三是反动势力较为薄弱；四是农工商业危机较大；五是便于联络其他革命势力。

为了加强绵竹暴动的领导，省委派候补委员黎灌英及党员张希鲁、张治、史伯康、邹必诚到绵竹组建中共绵竹县委，同时还派范东浦、方策、贺宇生等十余个军事人员携带短枪来绵，加强军事指挥力量。1928年5月，中共绵竹县委在县委书记黎灌英主持下制定《绵竹农民暴动大纲》，深入分析了举行暴动的基础，指出：“在四川军阀持续混战的环境中，军阀的苛征苛派，官吏的横行，豪绅的勒索，地主的剥削，团阀的仗势欺凌，以及所谓清党反共之一切屠杀，导致工农群众的生活非常痛苦。加上金融紊乱和天灾人祸，使得工农群众、一般小有产者甚至中小商人都走投无路。他们除了奋起反抗力求解放外，只有坐以待毙。这些事实形成了工农暴动的客观条件……”

县委紧接着成立了“绵竹县暴动行动委员会”（以下简称“行委”），行委分为三个部，其中政治部由黎灌英负责、军事部由范东浦负责、财务部由史伯康负责。行委主任由县委书记黎灌英兼任，范东浦任军事总指挥，张民宽、王干青任副总指挥，以路（区）成立指挥部。李晏蟠、邹必诚、张治、方词林、龚学五、钟声清、史伯康、骆是愚、丁毅、向礽嘉、付友和、李林、谢梧风、张希鲁为行委委员。  

在组织暴动力量时，王干青利用自己的社会影响，到广济通过国民党左派人士王鹤斋同民团首领赵祝三会晤，争取他参加暴动。赵同意暴动时借部分枪支，王鹤斋尽力凑了20余人、枪，听候暴动指挥。王干青又联络向晋侯、胡光彦支持农民暴动，以团正身份号召团防武装人员参加暴动。王干青还通过张民宽争取其部下汉旺团练队长谭尊五支持农民暴动。行委组织了“怒潮分社”“新生民导社”的群众作为暴动主力，又联络什邡、彭县、安县、罗江一带的哥老会及红灯教民参加暴动（后未实现），并组织城乡“赤色工会”“农民协会”“学生联合会”“儿童团”等组织的队伍参加暴动。

怒潮分社作为暴动的核心力量，受到行委的高度重视。怒潮分社由方勉成负责，全社成立五个小组，第一小组主要由制面工组成，王谦之负责领导；第二小组主要由成衣工组成，赵世泉领导，勾益明指导；第三小组由赵佩之领导，伍绍轮指导（组成人员不详）；第四小组主要由油面工、茶工组成，陈琢章领导；第五小组主要由小木工组成，龚道全负责。凡有标语传单小册子的制作和宣传工作，均由陈琢章分配完成。

同时，县委在南郊清道白衣庵内举办特别军事训练班，培训暴动骨干三四十人，由省委派来的军事人员范东浦等同志授以军事知识及武器使用常识。暴动前夕，行委在土门慈恩寺召开各界代表联席会议，到会代表有七八十人，讨论并定于7月4日凌晨（农历五月十七日）举行暴动，攻占绵竹县城后，建立川西北苏维埃政权。会议还决定了暴动的军事策略、组织请愿团和安排各路暴动指挥负责人等重大事项。行委决定，暴动队伍分成四路，形成四面包抄形势。东路由张大林、赵岳峰负责领导武装农民在楼楼店待命（距城一里）；南路由刘裕新、任天智负责领导武装农民，在白衣庵待命（距城二里多）；西路由刘温如、胡光晏负责领导武装农民在干河子待命（距城四里）；北路由刘戟领导武装农民在红茨藤待命（距城五里）。

行委派遣方勉尘、王谦之前往安县踏水乡联系了马宜云，德阳柏社镇联络了张度云，绵阳新店子（今涪城区永兴镇）左汉章，什邡仙女洞王光廷，观鱼乡彭某、魏某等人带队参加，约定以焚烧土豪劣绅的房屋作为进攻信号，四面八方向县城进攻。

要把伤亡减少到最低限度，必须控制敌军的火力，掌握敌人的人数和行动规律。行委经过周密侦查，发现驻军曾起戎一个团的武装队伍每天早晨在南河坝操练，而且拿的都是未配子弹的空枪。行委根据以上情报拟定了制敌行动方案。中共绵竹县委将一切情况报告省委，省委很快批准了绵竹县委的暴动计划。

7月3日(农历五月十六)，正值绵竹县城逢场。午后，行委在东门外石滚河的一个小庙召开紧急动员大会。丁毅、张锦城在会上作动员报告，揭露军阀割据、压榨人民；苛捐杂税太多，民不聊生；天旱无雨，夏收无望，不能交税，不能养家。丁毅、张锦城希望大家齐心协力团结起来，上街游行示威，向县府请愿。稍后，由李晏蟠、骆是愚带领农民、群众等约200人的队伍从小庙出发，一路高呼口号，进东哨楼，过东大桥入东门城，经壁经楼进县府门直抵大堂。

示威游行深得群众支持，进抵县府人数已多达2000余人。因当年天旱，田土龟裂，游行队伍手持枯萎秧苗、玉米苗向群众宣传抗粮、抗捐、抗税等道理。在县府，丁毅代表群众和县政府秘书谈判，提出减免地租、青苗捐，免粮、给水，随去的城市商人、居民提出到期开彩票等要求。经过约半个小时的交涉，该秘书代表县府答应“明天抬龙王求雨”，而其余要求则只作一些敷衍。此时，县府的警卫人员枪上刀、弹上膛，枪口直指游行群众。因怕伤及群众，加上要组织暴动，领导人带领游行队伍退出县府。

游行请愿后，县委召开紧急会议，具体布置暴动事宜：暴动采用里应外合方式，城西在蚕桑局，城东在三座坟（今属东北镇）纵火，作为暴动信号。城里由张希鲁、丁毅负责指挥暴动力量。由于红灯教、哥老会及部分民团人员无法按时到场，行动委员会将原定东南西北四路队伍重新组合成东北、西南两路队伍，在约定时间向县城进攻。西南路由范东浦、贺宇生、王干青、张治负责；东北路由张民宽、黎灌英、李晏蟠、史伯康指挥。就在这一切准备就绪之际，伪装愿意参加暴动的团练队长谭尊五将暴动消息秘告绵竹县国民党驻军团长曾起戎，使得敌人有了准备。午后，城门守卫增加，城内的街道上有驻军武装巡逻，城区外却看不到驻军踪迹。

7月4日凌晨，范东浦、贺宇生、王干青、张治指挥西南路，从广济乡王奠川家出发到土门会合胡光彦、刘温如，率队200余人，有枪50余支，向县城进发。途经土门乡邓家林税卡（今土门镇邓家林村），被驻扎该处税收稽查员熊某拦阻盘问，暴动队伍当即夺取税卡枪支，并将熊某击毙，迅速赶到县城西外诸葛庙，按预定暴动计划焚烧蚕桑局（即地藏庵）草房数间。敌军曾起戎部早已设伏，暴动队伍遭到疯狂袭击，被迫退至西北郊红茨藤处（今属东北镇），准备与东北路队伍会合。东北路暴动队由张民宽、黎灌英、李晏蟠率领，约300余人，有枪60多支。在兴隆张民宽家集中出发，首先解除了兴隆乡哨卡武装，夺枪10余支，并击毙团练员王英等三人。队伍赶至北门外沈家牌坊（今属东北镇）时，亦遭到潜伏于华严寺、广化院的敌军疯狂伏击。由于东北路和西南路暴动队伍失掉联络，黎灌英、张民宽、李晏蟠等只好率队沿马尾河、老鸹林经东林寺（今属汉旺镇东普村）向汉旺方向撤退。

暴动队伍撤至老鸹林时，黎灌英召集全体同志开会，总结了此次暴动的经验教训，提出下一步整顿组织，准备进山开展游击活动的任务。赵利群等人从马尾撤退到遵道、城关等地作联络工作。张民宽、黎灌英、李晏蟠等退到汉旺（此时尚不知谭尊五叛变。当时谭已接到曾起戎电令，要他袭击北路暴动队，并将张民宽等领导人抓获后就地处死）。三人敲开后门进入谭尊五家，谭以护送三人去别处为名，将三人杀害在汉旺、马尾两乡交界处的大酸枣树下。为了绵竹人民的解放，为了苏维埃政权，张民宽、黎灌英、李晏蟠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东北路暴动队失去领导后，在绵远河一带被击散。

范东浦、王干青、张治率领的西南路暴动队被驻军伏兵截断了去兴隆、汉旺的通路，后经皇图寺、瓦庙子退回广济王家大院子。7月5日晨，民团队长赵祝三带信给王干青，勒令他们出境。当时暴动队伍处境窘迫，进退两难，最后决定遣散。范东浦、贺宇生回成都，王干青经什邡、广汉去成都、双流等地继续进行革命活动。

城内的张希鲁、丁毅领导“两社”、工会、学生联合会的大批群众在东郊观音堂集合，待到天色渐明，由于情况不明而不敢贸然行动，天亮了只好疏散。

7月5日晨，全城武装戒严，各村设卡清乡。军阀曾起戎、县长王一，团防局大队长、公安局长徐子光，以及谭尊五、赵祝三四处搜捕共产党人和参加暴动的群众，一部分农会会员在撤退时被驻军抓住，担任执勤的薛某在“张贡爷牌坊”被驻军逮捕当场枪杀；担任前哨的农会会员舒启林、姜学祥押送到县城后被砍头，梁天富则被剖腹。事后陆续被逮牺牲者9人，被抓送当兵后逃亡失踪者16人，在家抑郁病死者45人，踪迹不明者5人，省委派来绵竹县协助农民暴动去向不明者4人，共计101人。其余人等，部分被谭尊五、赵祝三扣留成为民团武装人员。

丁毅等人去张民宽家探听消息，得知张民宽、黎灌英、李晏蟠三人遇害，即寻小道经广平寺、三官庙到土门三溪寺翻山至什邡县高桥会见共产党员李刚，绕道彭县抵成都，在双风桥二号参加省委召开的绵竹暴动失败总结会。会后钟声清、向礽嘉回绵竹，作恢复党团组织的工作。

事后，县委认真总结暴动失败的教训，做好安抚殉难者家属的工作。制定新的斗争计划，特别注重加强党团员、“两社”和其他革命群众的阶级意识教育，激发对阶级敌人的深仇大恨，使整个革命队伍更加团结、更加坚强。当军阀驻军团长曾起戎将80多名参加暴动的青年学生抓进监狱时，县委一声令下，3000多名党团员、“两社”社员和农协会员立即包围城郊附郭一带，曾起戎见势不妙，担心再次激起民变难以收场，不得不无条件释放所关押学生。

“七四”农民武装暴动配合全国武装斗争，在川西北地区点燃了第一支革命武装斗争的火炬。暴动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为四川后来的武装斗争提供了经验教训。同时，那些参加暴动的人员四散各地，王干青、赵利群、骆是愚等一批同志在斗争中逐渐成长起来，后成为革命活动的骨干。

中共绵竹市委党史办公室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