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月，在成都中山大学、中法大学读书的张治等人回到绵竹，在李晏蟠的主持下，张治转为中共党员，随即史伯康、张文静、杨洪、赵均、李林、刘复高、钟声清、刘致德、郑治等人也转为中共党员。同时发展了“新生民导社”社员骆是愚（原名骆先光，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中共绵竹县委委员等职务，参加和领导了绵竹七四农民暴动。后去延安，先后担任八路军129师教导队指导员等职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兰州市委书记处书记、四川省政协副主席等）、赵利群（原名赵楷，1928年参与领导绵竹七四农民暴动。后去延安，在中央组织部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川西人民行署专员等职）、张锦城、袁仁睦、丁毅、姜松五等20多人入团，并在纺织机房、中学、城郊及东北、土门、富新、九龙、马尾、五福、什地等乡镇建立了十多个团小组。就在当月，张治将绵竹的中共党员召集到县城外南街史家纸铺召开重要会议，在李晏蟠的主持下，研究讨论党的基层组织的建立。经过酝酿，选举产生了中共绵竹支部委员会。由张治任支部书记，李晏蟠任组织委员兼团支部书记，史伯康任宣传委员，张文静任秘书。该支部隶属于中共重庆地委。同年8月，中共四川省临时省委建立，之后中共绵竹支部隶属于中共四川省临时省委。中共绵竹支部成立后，建立了党的外围组织“怒潮分社”，并与“新生民导社”分别出版了《导报》和《绿波》两种刊物，进行宣传新思想，宣传革命理论的活动。同时，中共绵竹支部发动党团员深入农村、工厂，发动群众，开展工农运动。中共绵竹支部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方针，联络国民党左派绵竹县党部，公开组织“赤色工会”“农民协会”和“学生联合会”，开展反对地方军阀随粮附征军费的斗争。

1927年春，在国民党左派绵竹县党部配合下，中共绵竹支部展开了一场反对地方军阀曾起戎随粮附征军费的斗争。国民党左派绵竹县党部提出召开县政会议，组织“清算委员会”，清算地方财政收支积弊，反对任意派粮派款，力主裁撤地方反动武装。而国民党驻军暗地勾结土豪劣绅组成所谓“九人团”（陈辅卿、李涣金、张伊斋、徐子光、陈少镕、秦君宜、高质清、古德斋、曹文强），分管教育、农业、工业、商业，自封为民意机关，主张凡县内借粮、派款、派捐、征粮均需“九人团”认可，其唯一目的即大量筹措军饷。随着征粮征税任务的加大，土豪劣绅等则以“派借军饷”为名，叫嚣“官出于民，民出于土”，从而大量加租、加押，地方恶霸更巧立名目，横征暴敛。总之，这一切的“派借、税收”等最后都要落至农民等被压迫者头上。有佃户李隆银因佃耕县教育局土地，交不上租谷及押金，被官府扣押，全家无法度日。他将种籽及家具全部典卖，致使全家老幼生活陷于绝境。

国民党驻军及土豪劣绅的阴谋当即遭到中共绵竹支部的揭露和国民党左派县党部的竭力反对，斗争日趋白热化。以“赤色工会”“农民协会”“学生联合会”为主的群众，在中共绵竹支部和国民党左派党部的联合部署下，举行罢工、罢市、罢课，并迅速发展为抗租、抗捐、抗粮、抗税斗争。驻绵竹的反动军阀团长曾起戎和县长王一气急败坏，他们乘1927年重庆“三三一惨案”和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嚣张气焰，唆使反动豪绅陈少镕等在5月1日黎明，率领便衣土匪百余人，冒充农民，荷枪携械由北门进城，伙同预先收买密布城内的地痞流氓捣毁了国民党左派县党部和设在大北街、龙王井、南外怀古楼处的国民党区分部，沿街狂呼“打倒共产党，杀尽共产党”等反动口号。此时反动军队全城戒严，随即逮捕了王干青等国民党左派县党部主要人物十余人。反动军队同时对“怒潮分社”和“新生民导社”进行疯狂镇压。国民党县长王一对王干青等人进行审讯利诱，妄图破坏中共地下党组织。王干青不惧不屈，厉声驳斥，敌人一无所获，便将王于青等人押往绵阳。后经当时任国民党二十九军参谋长章雨初（绵竹人，王干青的同学）多方周旋，王干青等人获释。

经过这次国民党左派党部捣毁事件，人们更进一步看清了军阀及土豪劣绅的反动本质与狰狞面目，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进步革命力量在当时遭遇暂时挫折。这一斗争虽未获全胜，却锻炼了党组织和人民群众，为以后的斗争奠定了基础。

中共绵竹市委党史办公室　著